文学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文学论文

文学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文学论文

　　论文关键词：文学翻译；归化；异化

　　论文摘要：文学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是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从简单回顾了归化、异化理论的生成及其演变。指出归化和异化都是重要的翻译策略，两者相辅相成，对文学翻译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引 言

　　归化与异化是文学翻译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策略.本文简单回顾归化和异化策略在文学翻译中应用的历史,从晚清时期的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一百年归化为主调，20世纪最后20年对异化、归化的重新思考，二十一世纪的文学翻译： 归化和异化的继续发展。并指出归化和异化相辅相成，对立统一。译者应根据在翻译中涉及的多种因素进行取舍，创造高品质的译品。

　　1 归化和异化概述

　　直译与意译是归化和异化讨论的源头。直译和意译是翻译的两种主要的方法，八十年代初，张培基等学者所编的《英汉翻译教程》中解释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为：“所谓直译，就是在译文语言条件许可时，在译文中既保持原文的内容，又保持原文的形式--特别指保持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等。但直译不是死译或硬译。”……九十年代出版的翻译教程阐释直译：“直译指翻译时要尽量保持原作的语言形式、包括用词、句子结构、比喻手段等等，同时要求语言流畅易懂”（范仲英1994：90）。而意译则认为语言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表达形式，当形式成为翻译的障碍时，就要采取意译。翻译的归化/异化概念直接来源于1813年德国学者Schleiermacher（施莱尔马赫）《论翻译的方法》一文，文章指出翻译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引导读者靠近作者，另一种是引导作者靠近读者。但并未授以具体名称。1995年美国学者L.Venuti 的《译者的隐形》定义这两种方法为异化/归化。Venuti是异化派翻译的代表。他提出“反翻译”的概念。指出翻译的风格和其他方面在目的语的文本中要突出原文之“异”。他说：“反对英美传统的归化，主张异化的翻译，是要发展一种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郭建中 1999：192-193）在讨论异化翻译时，他对归化翻译的策略作出了描述：遵守目标语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公然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从而达到让译文符合本土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的需求。归化翻译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流畅地道的英语进行翻译，在这类翻译中，翻译者的努力被流畅的译文所掩盖，译者为之隐形，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被掩盖，目的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文化价值观，原文的陌生感已被淡化，译作由此而变得透明。从后殖民理论吸取营养的异化翻译策略则将归化翻译视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和征服的共谋，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所以，Venuti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美国翻译家奈达（Nida）是“归化”理论的推崇者，他提出了“功能对等”和“读者反映论”的观点。在各种不同场合，他重复“最切近的自然对等”概念这一观点，既“译文基本上应是源语信息最贴近的自然对等”。“归化派”认为，不应该将源语中的语言体系和文化现象强加在译文读者身上；文化差异必然带来交流和理解上的障碍，既然翻译的主要任务是文化交流和传播，就应该避免文化障碍，而“异化”则不可避免地带来这种障碍；对译文读者的想象力和智力也不应该有过高要求，而是应该将源语以最贴近目的语的形式呈现给译文读者，使之理解起来更容易。

　　直译/意译同归化/异化翻译他们之间有着相似和差异。王东风在《中国翻译》“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归化与异化之争，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可谓由来已久。”归化和异化可看成直译和意译概念的延伸，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与意译。… （王东风，2002：24-25）

　　2 归化和异化策略在文学翻译中应用的历史

　　从晚清时期的19世纪70年代开始到现在的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先后出现了四次高潮：：第一次是20世纪头十年，第二次是“五四”后的十年，第三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真正繁荣的也就是50年代的十年)，第四次是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孙致礼，2002)

　　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文学翻译除“五四”后十余年异化译法一度占上风外，大部分时间还是以归化译法为主调。1898年，严复提出了“译事三难：信、达、雅”。1899年，林纾翻译出版了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先后翻译了180多种西方文学作品。，当时的翻译者考虑的并非是要忠于原作，而是如何适应当时社会文化的发展需要。晚清时期，白话运动蓬勃开展，但当时的译者除个别以外，都不愿用白话文翻译，而坚持用文言译作。这样不但读者觉得晦涩难懂，译者自己也觉得颇受束缚，不得不对原文加以改动和删减。所以，为了博得广大读者的青睐，译者大都采用叙述法，常常出现译文的夹议夹作、改写改译。这个时期的文学翻译除了少数外来词的引用外，基本上是以归化为主导。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我国的文学翻译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在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带动下，当时的作家和翻译家试图从外国文学中吸取营养，以达到改造文学、改造社会的目的。鲁迅提出“易解”和“丰姿”是翻译的双标准，较严复的信、达、雅三标准具有更大的涵盖力，使其得到了丰富和深化。他主张译者只能“改换衣裳”即转换语言形式，而不能“削鼻剜眼”，即尽量保持原作的“异国情调”，提出翻译“以信为主，以顺为辅”“宁信而不顺”可谓在文学史上高扬一帜。但同时也导致一定程度上的生硬翻译。因此，从3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译界在翻译方法上出现了一个“逆反应”，归化法再次占据了主导地位。张谷若从30年代开始翻译的时候，翻译并出版了哈代的《还乡》和《德伯家的苔丝》，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遵循两条翻译原则：(1)不能逐字死译；(2)用地道的译文翻译地道的原文。朱生豪由30年代中期走上翻译道路，他在《莎上比亚戏剧全集》译者自序》中，明确反对逐字逐句对照式的硬译，提倡保持原作的“神味”和“神韵”。我国30、40十年代的文学翻译比较强调传达原文的“神韵”，比较看重译文的通顺流畅，而不怎么注意传达原文的形式，不仅如此，甚至还可以随意“更易原文之结构“。他们走的是归化之路。

　　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翻译界受西方翻译理论的启发，对异化、归化进行了重新思考，异化译法开始受到重视。1987年，刘英凯在《现代外语》第四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归化-- 翻译的歧路》的论文，尖锐的批评了归化法，并大力提倡移植法，让其在翻译中占有“主导地位“。文中力举的过分归化的表现和分析可以说促使我国翻译界对中国的文学翻译方法进行了一次认真的反思。这种反思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在1995年，由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和南京大学西语系翻译研究中心联合举行了关于《红与黑》几个译本意见的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全国范围的翻译大辩论。通过这场大辩论，中国翻译界对异化和归化这个问题，也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在此后几年中，刘重德、郭建中等学者，也曾先后对异化和归化发表了一些独特的见解，认为应该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异化和归化，从而发表异化译法，并将归化法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在改革开放期间，不仅翻译理论界对异化译法有了新的认识，文学翻译工作者中也目前翻译界在承认异化与归化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对抗性概念、而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基础上，又展开了哪一个是主流之争，这可参考孙致礼教授“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中国翻译》，2002）和蔡平的“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中国翻译》，2002）两文。甚至现在有学者还认为“译文中异化和归化的表达方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某一时期被认为是异化的表达法，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有可能成为译语的一部分，看不出异质的因素了。”（蔡平，2002：41）

　　随着“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和各民族之间克服了解的加深，各种文化之间的借鉴与融合日趋明显，文化的异质色彩似乎正在逐渐淡化。二十一世纪的文学翻译将是归化和异化的继续发展。另一方面，“文化多元化”和“反文化同化”的呼声却又此起彼伏，各民族要求保持各自文化特色的意识也日趋高涨。作为语言、文化交流桥梁的翻译，归化和异化的辩证统一仍然会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会不断发展。

　　3 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选择归化或异化策略

　　归化或异化策略其实都是一种翻译手段，他们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对立统一，相得益彰。译者在翻译实践中采用“归化”的原则和方法，还是采用“异化”的原则和方法，应根据在翻译中涉及的多种因素，应根据具体的语境、翻译的目的、译入语的包容度、文学作品、作家、译入语读者的接受效果、民族的思维习惯和不同文化的趋同程度的具体情况进行取舍。那么，怎样决定翻译一篇文学作品时归化法和异化法的取舍呢? 文学翻译不同与一般的翻译，具有自身的独立性与特殊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做到“文化传真”与“艺术审美”的完美结合。这样读者既能从好的文学作品中获取一些知识，又得到了审美的愉悦。在翻译过程中，不管译者在文学翻译过程中是用归化法还是异化法，是形似还是神似，是紧扣原文还是进行再创作，都是可取的。但采用这两种翻译方法要把握好“度”。过分强调某一方面而牺牲另一方面都会走极端，翻译界中存在着一些过度的归化现象，例如滥用四字格成语：四字格成语是汉语言文化的一大特色，正确使用使目的语更显优雅，可如果误用成语不仅会使译文晦涩，也会改变译文的深层含义。滥用典雅词汇，滥用抽象法，滥用带有文化色彩的替代。即是用汉语的文化渊源和相关的形象替代了西方的表达方式，这样做反而使译文有些别扭 。而异化过度会出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译文带有翻译腔，即对来源语保持绝对字面上的忠实，不考虑来源语结构、表达方式是否也符合目的语的表达习惯。

　　结语

　　异化与归化的争论不但困扰了过去的许多译者，还必将困扰现在和以后的译者。异化与归化将永远同时并存，成功的翻译既离不开异化，也离不开归化。我们认为没有必要进行“归化”和“异化”优劣高下之争，译者应根据在翻译中涉及的多种因素进行取舍，交替运用归化和异化翻译确保译本的高品质。

　　参考文献

　　[1]王东风．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 [J]．中国翻译，2OO2，(5)．

　　[2]孙致礼．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J]．中国翻译，2002，(1)．

　　[3]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J]．中国翻译，2OO2，(5)．

　　[4]刘英凯．归化--翻译的歧路 [J]．现代外语，1987，(2)．

　　[5]蔡平. 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J]．中国翻译，2OO2，(5)．

　　[6]王秉钦. 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有不少人开始重视异化法，重视对国外文学作品中的异质成分的传达，翻译中力求异化与归化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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