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孟子的传播思想与传播方式探析论文
摘要：孟子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其思想体系中具有丰富的传播思想，内容包含传播准则、传播者的道德标准等。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他主要通过游说诸侯、聚徒讲学等方式来传播其思想，对于当今的传播活动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对儒家文化的传播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孟子；传播思想；传播方式；传播历程
传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之一。人类自从产生，就依靠各种传播手段来传递信息，传播观念，交流经验，分享知识，沟通情感，规范行为，实施管理。这些传播手段包括面对面的直接传播——运用语言，借助手势、表情、姿态和通过书信或其他机械媒介等进行的间接方式。可以说，传播与人类社会共生，又不断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先秦，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传播事业，但却有着广泛的传播行为。这些传播行为使先哲们的思想能够得以延续和发展，衣被中华民族数千年。诸子百家之中，几乎各个学派都涉及传播问题，但最重要的当推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其中儒家的传播思想又占有极重的份量。本文拟对儒家代表人物孟子的传播思想与传播方式进行探讨，以求正于方家。
一、孟子的传播思想
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是子思的学生的学生，与孔子隔了两代，其思想则是直接从孔子那里来的。他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作为孔子学说的继承人，孟子在传播方面的言论也追随着孔子。首先，他认为必须通过“仁政”学说的传播来规范人们的道德标准。他说：“仁言不如仁声之人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1]（《尽心下》）通过传播“善教”的学说，从而激发人性深处的.“四心”。这种“四心”，孟子将之作为传播者和交际者的最基本的修养和出发点。其次，孟子将“仁义”作为传播、游说的根本准则和主要内容。孟子见梁惠王（即魏惠王）时，梁惠王劈头就问：“臾，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老人家，您不辞千里来到我国，对我国会有利益吧，孟子则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1]（《梁惠王上》）您为什么一开口就讲利呢，只要讲仁义就行了。第三，在传播道德上，孟子认为应该做大丈夫。他强调讲仁义，而反对讲利。他认为“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1]（《公孙丑下》）没有正当的理由给我送钱，这就等于收买，哪里有君子可以用钱来收买的呢？传播者应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第四，在传播过程中，孟子认为要保持自我，不能因为受者的地位而改变自己的传播原则。他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在游说诸侯的时候，必须器宇轩昂，不卑不亢，藐而视之，不因其巍巍然而畏俱。这样，才可能志意舒展，从容大度，言语得尽。对于受者的态度是，诸侯不来见他，他不主动去朝见诸侯，因为他不是为了去求官，他曾明确表示：“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1]（《滕文公上》）
二、孟子传播行为的时代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封建制兴起和形成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历史进入了“春秋时代”。诸候争霸，礼崩乐坏统一的西周王朝已日趋没落，分裂为数十个大大小小的诸候国。周天子虽名义上是“天下共主”，事实上各地诸候多下服从朝廷的号令。
各诸候国的君主又常常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借维护周天子“共主”地位的名义相互讨伐，攻城掠地，以扩大本国的地盘。到后来连“尊王”的旗号也不要了，公开撕杀。这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争霸战争，一直持续了三百多年，到公元前四百余年左右。战争打得愈来愈大，愈来愈频繁，以致历史上将此后直至公元前211年秦统一中国以前的二百余年，称为“战国时代”。战国时代的总体特征正如刘向所说：“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攻争强，胜者为君，兵革不休，诈并起。”[2](《书录》)长期的兼并、掠夺战争，一方面使人民辗转沟壑，颠沛流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另一方面，各诸候国为求生存，励精图治，富国强兵，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加速了我国封建制的形成。
虽然，孟子的主张被当时的诸候认为是“迂远而阔于情”而不于以采纳，但是孟子谴责兼并战争，渴望和平统一，以仁爱为怀，同情人民疾苦。他的这些思想反映出封建制度新兴时期，新的生产力重视人的作用和对人的解放，这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宝贵智慧和思想财富。
三、孟子的传播历程与方式
孟子主要通过游说诸侯传播他的思想。孟子首先来到齐国。齐威王时，正是“稷下学宫”兴盛时期，孟子至齐不久，参与了“稷下学宫”聘为齐卿“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齐威王对孟子礼遇，但是对孟子的“王道”“仁政”并无兴趣。于是，在公元前323年，孟子怀着怅然之情离开齐国。然后，孟子到了宋国。宋王偃六年，孟子从齐国来到宋国的新都彭城。孟子在宋劝导宋国大夫免除关卡和商品赋税，未被采纳，在宋仍不遂心愿，失望之后离开宋国，继续周游。公元前322年，孟子从宋国到达了薛国，在薛国短暂停留后，同年返回故里邹国，然后又到了鲁国、滕国。在滕国，滕文公“接待以礼，请孟子馆于上宫。”孟子在滕逗留两年，又到了梁国。当时，梁惠王已年届高龄，但他仍然尊称孟子为“叟”，可见孟子在梁所受到的礼遇。梁惠王卒后，梁襄王继任国君。孟子称梁襄王为“望之不似人君，近之而不见所畏”。孟子与襄王讨论过“天下恶乎定”的问题，孟子对曰：“定于一”，“不嗜日杀人者能一之”。孟子认为只有德才能使社会安定，不喜欢杀人的国君才能统一天下。梁襄王一心欲争雄于诸候，向往“霸道”，对孟子的“仁”、“王道”、“仁政”等学说并不感兴趣，而且讥讽为“迂远而阔于情”，孟子只得离开梁国。从梁国离开后，孟子再次来到了齐国。当时，正遇到齐宣王巡视范邑，孟子望见齐王之子，喟然叹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孟子此次来到齐国，正值齐宣王初立不久，延揽人才的时候。孟子继续担任齐国客卿。孟子对在齐国实行仁政充满了信心，他认为凭着象齐国这样一个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要实行仁政，称王天下简直易如反掌。因此孟子去见齐宣王，说以仁政。哪知齐宣王一见面就问：“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可以讲给我听听吗？”孟子回以“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告诉齐宣王只有：“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这时齐宣王一心想凭武力称霸天下，对孟子推行的仁政、王道不感兴起，主宾之间不时发生争论，齐宣王甚至要求孟子放弃仁义主张和他一起推行霸道。孟子以必使玉人雕琢璞玉来比喻，说明治理国家要尊重各级管理人员的知识经验，领导者不能瞎指挥，要求下级“姑舍汝所学而从我”。要尊重知识，尊重内行，尊重科学，按客观规律办事。但是，在齐国是否攻打燕国一事上，孟子认为不应该攻打燕国，孟子和齐王发生了分歧。孟子素有“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远大理想和抱负。当他的“王道”、“仁政”等主张得不到齐宣王的采纳时，他决意离开齐国。孟子辞去了齐卿的职位，返回故里。
游说诸候，是孟子一生事业上的辉煌时期。孟子结束游说诸候之后，退居故乡邹地，此时的传播方式主要以聚徒讲学为主。参与者大都为随同孟子周游的高弟子，如公孙丑、万章等。讲学的内容与形式，是就以往的孟子言行，先由弟子提出疑难，然后由孟子解答，亦即由师徒共同整理、提炼，总结孟子思想，终于将孟子思想载之于行事，完成了《孟子》一书。
孟子一生都在追求真理，向往真善的崇高境界，他的传播思想是孟子思想体系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孟子的传播思想对于当今的传播活动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的传播行为也对儒家文化的传播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8.
[3]刘玉娥:孟子平议[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
[4]李敬一: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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