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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丛书编印过程再思考论文
摘要：本文简述了民国时期三部丛书《四部备要》《四部丛刊》《丛书集成》的印行过程，对其特点以及存在不足进行了简评，以期为我国出版事业尤其是古籍整理编辑事业带来有益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丛书；印行；古籍
晚清大儒张之洞曾言：“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欲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直至民国时期，丛书在各类书籍出版中仍占很大的份额。而当时出版的《四部备要》《四部丛刊》《丛书集成》三部丛书因其或版本精审、或贴近实用、或收书广阔，在近百年后的今日仍为人称道。三部丛书的出版单位分别是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两个印书机构既有渊源又相互竞争，考察三部丛书编印过程可为研究民国时期出版事业、了解百年世事沧桑、指导当代古籍整理编辑事业提供借鉴。
一、三大丛书印行过程简述
民国八年（1919），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等人倡议编辑一部综合性丛书，其后以商务印书馆名义陆续出版，至1935年出齐。丛书以经史子集为纲领、按《四库全书》顺序，分三编出版，仅初编便收书323部（不含二十四史），8548卷，2100册，采用新式印刷术影印，仅费时四年便全部完成。《中国大百科辞典》云此书“分三编：初编三百五十种，续编八十一种，三编七十三种。多为宋、元、明、清的精刻本、精抄本、手稿本”。这就是为国内大多数人们所熟知并常用来考订整理古籍的《四部丛刊》。目前研究我国古籍的各研究机构、专家学者几乎人人藏有此书的纸质版或电子版。
早在1920年，中华书局为与商务印书馆竞争便已着手编印《四部备要》丛书，1921年中华书局收购了杭州人丁仁（丁辅之）弟兄所设聚珍仿宋印书局。陆费逵收购该印书局并请丁仁当主任，排印《四部备要》。此丛书自民国十三年（1924）开始编辑出版，“收录研究古籍的常备着作三百三十六种。分五集，2000余册”。最后一集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印成，前后历时17年，11305卷，2500册，共收书336种，或称360种、357种。其宗旨为“集经史子集最要之书，大略备矣”。
茅盾在其《我走过的道路》一书中言：《四部丛刊》为“善本派”，《四部备要》为“实用派”。与《四部丛刊》追求不同，《四部备要》追求适用性、群众性、完备性，经、史、子、集各部所收集的古籍均有所择取，字体排版较一般书局所出书籍远为精美可观。
《丛书集成》又名《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辑印。原计划收书6000种，1935年开始出书，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日寇进犯上海时被迫中断。《中国大百科辞典》言其收书“三千一百一十一种。汇辑宋至清代丛书，剔其重复，不编排。多重行排版，并加断句”。《丛书集成》为近代所出古籍丛书的集大成者。全书分十大类：总类、哲学类、宗教类、社会科学类、语文学类、自然科学类、应用科学类、艺术类、文学类、史地类。虽未按原计划出齐，但其内容丰富，分类科学，当之无愧地成为近代古籍丛书中的佼佼者。
二、三大丛书特点及后人评价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均是近代中国民间著名出版机构。在今日看来，其编纂内容和体例各有其特色和缺陷，但亦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科学的文献典籍体系，给今日的学术研究、文化教育提供了系统完备的文献资料。近百年来，学界多致力于品评其中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而《丛书集成》则因编辑未全，较少有人对其进行品评。
1、三大丛书在保存文献上的功绩
在我国的图书发行史上，“资金雄厚的商务、中华等书店都很重视出版上百种以上的丛书。如商务的《四部丛刊》，精选宋、元、明、清刻本、钞本编成，总计523种；商务的《丛书集成》，选录从宋到清大著名丛书100部，去其重复，共收图书400余种（有人批评这套丛书，错字连篇，倒页缺页触目皆是，校对、装订均系外包工）；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辑录重要经史子集典籍包括二十四史、《十三经注疏》等，共收书347种。这几种大型丛书为保存我国的古籍，弘扬民族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国时期，社会更替，思潮迭起，外患渐重，有人认为“民国丛书的出版本身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四部备要》及其《四部备要书目提要》都分经、史、子、集四部，而《四部备要书目提要》效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研读此提要有助于读者寻找原着、了解源流，更能借助其后的《校印缘起》《增辑缘起》《重印五开本缘起》《改印原装本缘起》《识》等文章考察《四部备要》丛书形成过程，而《四部备要》全书及单行本价目表可为人们了解当时图书行情提供借鉴。
2、《四部丛刊》《四部备要》比较及后者特点
“（《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这是两部脍炙 人口的大型古籍丛书，前者注重版本，后者注重实用，海内外久有定评”。在版本选择上，汪家熔指出：“《四部丛刊》以古本为号召，就拒绝了唐、宋、清几代人的研究成果，虽说以‘版本与实用兼顾’，既见不到唐宋，特别清代朴学家成果。就和实用无缘。”而“《四部备要》因为切合实用，且用排版，价格便宜，出版后极受读者欢迎。后来又出16开书籍纸句逗本，证明这路是成功的”。李春光也专门指出：“《备要》比《丛刊》的实用性更强，分类排列更为严谨，提纲挈领，取便研求，是一部模仿《四库全书萃要》体例而编的举要常备性丛书。”这说明中华书局在与商务印书馆在出版古籍上的差异化竞争策略，为其丛书出版与销售谋得更多的优势，进而后来居上。
“80多年前的旧中国，学术信息不流通，印刷业不发达，人民大众生活不富裕，有志于学者，苦于买不到、也买不起应读之书。1920—19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备要》，共收经、史、子、集四部书351种，11305卷，注重实用，多是应读之书。与《四部丛刊》比较，《备要》采录了《丛刊》所无的、大量的重要着作，如系同一部书，《备要》与《丛刊》不同之处在于选择精校详注之本。”。
3、《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存在的问题
近三十年来，《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均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领域。学界研究多集中在以下方面：
选择底本失当。黄永年教授在其《古籍整理概论》一书中专节用较大篇幅指出《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两大丛书选择底本失当的情形。
版本校勘失误。探讨集中在对《四部备要》各书版本存在问题及更正文字窜乱上。如《<广雅疏证>四部备要本质疑一则》、《<四部备要><饴山诗集>校勘失误》、邓志瑗、苏新春两位先生均曾撰文提及四部备要本《广雅疏证》的舛误问题。
黄永年教授的学生李向群先生攻读硕士阶段时专以《四部备要》丛书版本为研究对象，其在一年多点时间里，逐一查对丛书版本，“发现舛误抵牾之处不下百起，于是撮其大要，略事分类，写成这篇《纠谬》，庶今后使用此书者可不受其误”。将《四部备要》版本引用错误行为归为所题版本实非所据版本、所言之版本未详及选用版本明显不善不当等两种，下辖八类成因。进而认为“在《四部备要》所收356种古籍版本中，版本失实者多达160余种，占47%”。
此外，《四部丛刊》在版本选择上过分追求宋元古本，反而让人不能明了宋元以下至于明清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脉络。而《四部备要》丛书因其追求适用性、群众性、完备性，虽然用了很长的时间进行编辑，用功虽勤，错谬仍多。而黄永年教授指出的“有些人却喜欢《备要》排印得清楚而不习惯看影印宋元旧本的《丛刊》，甚至出现引用古籍要以《备要》本为准而反对用《丛刊》本”的怪事在今天仍时常出现，这是学界值得警惕的现象。
三、结语
研究三大丛书编印过程，汲取经验、教训，联系到当前的古籍整理、图书出版和刊物编辑事业，特别是近十年来开展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依然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目前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已在如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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