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对劳动关系的影响论文
摘要：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中首要突破的领域。环境治理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会影响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劳动关系。环境治理措施对劳动关系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劳动合同的变更、劳动合同的解除与终止三个方面。正确适用法律，同时关注特殊职工安置，积极发挥工会、劳动行政部门的作用，适度放宽法律适用，在环境治理和保护的变革中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关键词：环境治理；劳动关系；经济性裁员
1京津冀环境治理的现状及对就业的影响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将生态环境保护确定为重点率先突破的领域，为实现规划中环境治理的目标，京津冀三地系统开展整治工作。京津地区对重点工业企业进行分类处理，实行搬迁一批，淘汰一批的策略，有序退出污染企业。河北则围绕本地产业结构特点开展了焦化行业、道路车辆、露天矿山、散煤污染、河流环境治理等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此外，三地还根据季节以及空气污染指数的波动联合采取阶段性的治理措施，如2018年8月发布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8-2019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明确对高污染行业实行采暖季错峰生产，确保2018年度环境治理目标全面实现。环境治理、产业结构调整直接影响了相关行业的就业形势，仅在2017到2018年度治理“散乱污”行动中，河北整治取缔无设施或设施简陋企业约10.9万家。据统计[1]，仅唐山地区钢铁行业涉及岗位就达约40万个，因此接收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困难颇大、职工再就业的安置形势严峻。
2京津冀环境治理对劳动关系的影响
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和环境治理工作的落实都需要对相关企业逐一排查，根据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治方案。关、停、闭、改企业将直接影响劳动合同的履行，环境治理过程也是企业与职工劳动关系调整的过程，具体而言主要涉及劳动合同的变更、解除和终止。
2.1《劳动合同法》中的相关规定
劳动合同的变更、解除和终止在《劳动合同法》中都有所规定，但实践中适用法律仍需注意以下问题：
2.1.1认识协商在劳动合同变更中的重要性
环境治理产业调整可引起工作地点、工作岗位、薪酬待遇、工作环境和条件等变化，与之相关的是《劳动合同法》中第35条和第40条第3款关于劳动合同变更的规定。我国在劳动合同变更的现有规定中将“双方协商一致”确定为强制性前提，即无论变更何种内容，因何种情况变更都必须双方协商一致，即使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之下也不例外，只是协商不成可据此解除劳动合同，因此协商是变更合同的关键。[2]
2.1.2区分劳动合同的解除与终止
《劳动合同法》规定了劳动合同的解除与终止两条并行线，虽然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都能使劳动关系消灭，但在通知程序和补偿金计算上仍有所区别。劳动合同的解除体现为意定性，无论是双方协商解除，还是用人单位或劳动者单方提出解除都是其主观意思的.表达，而劳动合同的终止则是因法定事由的出现，致使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而使劳动关系归于消灭，其体现为法定性。
在实践层面两者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差别：一是通知程序方面，用人单位单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须提前三十天通知或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以此给予劳动者过渡准备期，而劳动合同的终止时用人单位无此义务；二是补偿金计算上，劳动合同解除和终止用人单位都须支付补偿金，但劳动合同终止支付补偿金是从《劳动合同法》颁布即2008年1月1日开始计算，而劳动合同解除则是从双方确立劳动关系起计算，因此2008年之前入职的职工，在劳动合同解除的情形下获得的补偿金更多。[3]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劳动合同终止的程序简单，而企业往往利用法律条文的近似和模糊而扩大解释《劳动合同法》第44条第5款“提前解散”的情形，扩大劳动合同终止的适用。
对于该条款的准确适用应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用人单位“提前解散”应指企业主体资格的消灭，即解散的应具商事主体资格，而公司分支机构、分公司、办事处等不是商事主体，其撤销关闭不能适用本条款；第二，应与《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相关法规衔接，解散决定的做出要符合《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相关解散事由和程序性规定；第三，因企业的解散属于企业自主经营问题，在劳动纠纷的司法实践中，法院不审查解散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仅审查解散的合法性，但对于解散合法性的举证责任应由用人单位承担。
2.1.3正确适用经济性裁员制度
环境治理退产能裁员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劳动合同法》第41条规定了经济性裁员制度，对该制度的适用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准确理解第41条第4款和第40条第3款的关系。该两款在表述上极其相似，第41条第4款为“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而第40条第3款则是“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两者是否存在差别？上述两条款同属于劳动合同的解除，在法律性质上两者并不存在冲突。立法并没有对两者内涵解释，司法实践中企业搬迁、兼并、资产转移等均可视为符合上述情形，但从立法初衷来看，在适用的先后顺序上应当以第41条优先，即只要裁员数量符合经济性裁员制度要求，则应优先适用第41条第4款之规定。
第二，裁员程序应合法。相对于一般性的劳动合同解除，经济性裁员规定了两项特殊的程序，即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和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程序。首先，听取意见的对象可以是工会也可以是职工，实践中部分企业以向工会委员公开裁员方案来逃避向全体职工公开，应当注意听取意见的对象应具有一定的覆盖率和代表性；其次，“听取意见”的含义不明确，“听取意见”是否等于“同意”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也就是工会或职工同意裁员是否是经济性裁员必要前提尚不能确定，但司法实践中鲜见作此要求。再次，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仅是备案，而不须获得许可。
第三，正确适用优先留用制度，平衡企业的经营自由和社会责任。第41条同时规定了优先留用人员，这是法律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企业既是经济实体也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其应当承担保障社会稳定和谐的职责，因此对于服务期长，就业难度高的以及承担家庭抚养义务的职工应当优先留用。但需要注意的是优先留用的前提是“同等条件下”，因此在工龄、年龄、技术水平、再就业能力等方面综合考量后优先留用，这是对企业经营自由权的保障。
2.2京津冀环境治理对劳动关系影响的系统分析
正确理解和适用《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结合环境治理的具体措施，对各情形下劳动关系变动正确定性。
2.2.1企业迁移
为完成区域产业链建设，形成区域产业体系，部分重点企业由京津地区外迁至河北。企业迁移必然引起工作地点、工作岗位、薪酬等变化，这属于劳动合同的变更，若双方不能协商一致则应当适用第40条第3款解除劳动合同。
2.2.2企业破产、责令停产停业或提前解散
对于高污染的“僵尸”企业，可能适用《破产法》进行破产清算，也可能环保行政部门依法责令停产、撤销或者企业依据公司章程、合伙协议等约定主动解散，上述情形都能引起用人单位主体的消灭，属于劳动合同终止。
2.2.3企业合并、分立
环境治理产业升级，企业可能通过合并或分立实现转型。企业的合并、分立引起用人单位主体资格的吸收和分裂，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4条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若没有变动则无需重新签订，由新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合同，这属于劳动合同的继承；若需要变更合同或裁员，则属于劳动合同的变更或劳动合同的解除，人数符合法定要求的，则应适用经济性裁员制度。
2.2.4撤销分支机构或转让
资产缩小生产经营规模环境治理要求相关行业减产，企业可能因此撤销分支机构，转卖部分资产，削减生产经营规模。企业撤销分公司、分厂、分店等分支机构并不是企业主体的消灭，因撤销分支机构而裁员不是劳动合同的终止，而是劳动合同的解除。企业转卖资产按具体转让方式法律定性有所差别，一种是单纯性资产转让，因出售部分资产而裁员，此等同于撤销分支机构，应适用经济性裁员制度；另一种是附带劳动者转移的资产转让，即将劳动者与转让资产捆绑一起转让，这与企业的合并和分立相当，受让方应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属于劳动合同的继承，若受让单位对工作岗位、薪酬待遇等有所调整，则属于劳动合同的变更。2.2.5产业升级、转产、改变经营方式环境治理下企业可能改变其经营内容或经营方式，由此可能引起工作岗位、工作性质、薪酬待遇的变化，这属于劳动合同变更，若因此而批量裁员，则属于第41条第3款的情形，应适用经济性裁员制度。
3津冀环境治理背景下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对策
环境治理伴随的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也是劳动关系的调整与重构的契机。坚持法治理念，贯彻以人为本思想，积极发挥工会、政府的作用，在变革中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3.1以人为本,关注特殊职工的安置
大型企业尤其是成立时间长、规模大的国有企业，职工人员结构复杂。在制定安置方案时除了要正确适用法律外，还要结合相关人员的具体情况。例如对于部队复员人员、插队人员或外单位调入人员，在依据工龄计算补偿金时应考虑其工龄衔接问题。对于《劳动合同法》第42条规定的不能解除劳动合同的五类人员，在裁员时将其排除，在劳动合同终止的情形下，也应根据具体情况妥善安置，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对于符合内退条件的职工应优先考虑适用内退制度，离岗待退，以基本退养费和补充退养费进行安置。
3.2积极发挥工会作用，引入劳资协商制度
纵观《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无论是劳动合同的变更还是劳动合同的解除、终止，劳资双方是否能协商一致都是关键。环境治理中的劳动合同批量调整，企业要拿出具有说服力，能够被职工普遍认可的方案，这就要发挥工会作为职工代表组织的作用。首先，利用工会实现职工的知情权，企业可将调整方案报工会，由工会向职工传达并收集反馈意见。其次，引入劳资协商制度，在劳动行政部门的主持下工会作为职工代表与企业进行协商和谈判，通过协商职工在了解企业现状和困难情况下，可能适度放弃部分权益而形成替代性方案，如暂时降低冻结部分工资，征召自愿内退的人员替代裁员，有利于企业与职工达成利益共识共渡难关。最后，要发挥工会宣传作用，积极做好法制政策宣传工作，协助企业做好职工心理疏导，避免发生群体性劳资纠纷。
3.3加强政府监管职能，发挥职能部门的指导性作用
目前法律规定，劳动行政部门在劳动合同变更、解除和终止中所发挥的作用有限，有明确规定的仅是在经济性裁员时有备案程序。备案不等于许可，但无需审批不等于无需审查，劳动行政部门作为管理机构应当监督指导企业裁员，通过备案程序审查经济性裁员的必要性以及安置方案、裁员程序的合法性，并针对存在问题对提供法制政策讲解与指导，将纠纷解决前置，在源头把关最大限度避免群体性劳资纠纷。
3.4利用地方性法规适度放宽法定条件
《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合同变更、劳动合同解除与终止的规定过于刚性，在环境治理产业结构调整中，可能加大企业安置职工的难度，如不论何种情形下劳动合同变更都必须以双方协商一致为前提，又如在亏损情况下或企业。减产限产进行环保改造时，经济补偿金的支出对于企业无疑是巨大的负担。在相关法律修订前，可以地方性法规形式对原有法律规定进行弹性调整，如在确保不影响职工的基本生活的前提下，可以适度放款劳动合同变更的条件，允许企业在严重亏损或生产经营调整等情况下，一定期间一定范围内调整劳动者的薪酬待遇、工作岗位、工作地点等，以促企业渡过难关。对于环境治理的“重灾区”行业，在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时，可适度调整经济补偿金数额，确定保底年限，如十年，超出部分适度打折，以减轻企业负担。
参考文献
[1]边丽娜.河北省化解产能过剩和环境治理中职工再就业问题研究，合作经济与科技[J].2015（7）：39.
[2]刘继承，供给侧改革《劳动合同法》要不要跟进，人力资源[J].2016（8）：43.
[3]关怀,林嘉.劳动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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