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认识论哲学论文
论文摘要：本文试图从“表述危机”引述哲学上的从认识论到语言学的转向。通过简要分析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本身，从中得出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倾向和建构倾向的语言学的依据。并进一步对认识论中的另一表述语言——科学作一分析，得出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认识论上的后现代主义趋向，并且进一步指出，这一趋向是由于认识论中实在的不在场而造成的，是对世界的不一致性思考的结果。
论文关键词：表达；表述；实在；认识论；社会建构；后现代主义
从“表述危机”谈起，就不能不先讲一下表述(repre—sentatlon)。表述是与表达(presentation)相对的。表达是自然界及人类活动在人的心中的呈现，是一种感觉、情感。而表述则是通过语言把内在的感觉、情感表现出来，达到人际交流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外界的一草一木，还是人内心的意义世界，都必须经由语言来再现为符号象征，并以此来达到沟通人与世界的作用。语言成了人与世界的中介。以往的人倾向于把语言等同于实在，或者说是实在背后的理念的反映。语言与客观实在是一一对应关系，我们对于语言进行反思，就等于对客观实在进行拷问。
这里面就存在着一个表述问题(theProblemofRepresenta—tion)。“所谓‘表述问题’，即表述(知识、语言、说明、意象、能指、解释项、行动或行为等)与世界(事实、意义、实在、所指、被解释项、意图或原因等)的关系问题。”…‘在上面所提到的表述与世界的关系是一对一的。实在是在场的，当人们追问表述是否一定会真实再现客观实在时，实在就悄然退场了。实在的不在场就会引起“表述危机”。“表述危机”“是人们对通过语言媒介对于世界的把握产生了某种怀疑，怀疑这样把握世界是否仅仅是一个‘幻象’(simulacrum)，怀疑语言媒介再现世界时的真实性、可靠性。”
表述本身也是个认识的过程。认识论其实就是关于知识的哲学，就是把对自然界的表述合理化的过程。正如前面所写的，表达是无法向他者呈现任何东西的。是内在化的。只有通过表述才能成为可交流的符号象征。可见认识是依赖于符号、语言的。语言就是横贯在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之镜。当索绪尔开始对语言本身进行分析，并得出语言符号之间的差异决定的观点时，语言这面自然之镜开始破裂，分崩离析，散落一地破碎的分离的镜片。索绪尔的语言观颠覆了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语言与所指最终合而为一的语言观即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也说明了哲学上的语言学转向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理论渊源。
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先于人存在，人是被投入到现有的语言的洪流之中。语言的意义与所指不是一一对应的。这样的观点必然会导致意义的多样性，阐释的多样性。语言也会变得不可靠，甚至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通过人自己在说。正是语言学上的变革，才会给后现代主义者们一个认识论上的支点，向统一性开战。
科学作为认识论中最为精致也最为得意的作品，在这场语言学的转向中，也遭遇到了它自身的“表述危机”。科学的表述危机要分为两个层次来讲：首先，科学也是一种表述，也是一种语言符号系统，也要经历我们上面所提到的语言的表述危机。其次，科学本身的特殊规定，使它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客观性和对现实世界反映的准确性。但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这里，科学也成了一种建构，是实验室制造出来的。科学在认识论上的客观性、准确性来自于科学家们运用科学方法的过程的保证。而这正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所认定的现代性的代表模式。所谓现代性就是指知识的获取在其所属体系本身获得其全部的合理化依据。在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眼里，事物不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永恒不变的本质，而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建构。当自然之镜被打碎后，再没有统领一切事物的事物了，破碎的镜片只能反射出世界的一隅，利奥塔也不承认有绝对的统一的决定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的立场可以说是在解决表述危机时提出的相对主义批判的后果。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门派众多、大家云集，但都坚持要科学考察科学知识本身的属性，而不因科学的客观性将社会学考察排除在外。
根据前面对科学表述危机的两个层次的区分，下面也将社会建构论中各家分为两大类；首先，一类是对科学本身的表述，即对科学文本进行文本和话语分析，话语分析纲领(theprogrammeofdiscourseconalysis)是由米歇尔·马尔凯创建起来的，其所在学派称为约克学派。“他们的基本主张是，科学家对任何给定主题的说明是十分易变的(variability)，因而社会学家在将它们作为资料解释科学实践的性质之前，首先应该对这些说明本身，即科学家的话语，进行分析。”。它的基本问题是“科学家对行动和信念的说明是如何社会地产生出来的”其次，另一类是对知识真理的社会建构和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的研究。在知识真理的社会建构中，最著名的是爱丁堡学派的利益模式，用利益这一社会学中的重要维度和动力机制来揭示科学活动中的行为和结果。以及这其中的科学知识的动态变迁过程。还有以科林斯·平奇和特拉维斯为代表的巴斯学前所持的经验相对主义纲领。“其基本出发点是假定自然世界和我们关于自然世界的信念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前者的”o[1](PI61)科林斯甚至认为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自然界所起的作用甚微。在对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研究中。有将人类学方法创造性地运用在科学社会研究实践中的拉都尔、伍尔加及克诺尔·谢廷娜，前两者合作出版了《实验室生活》，后者著有《知识的制造》一书，在这些研究例子中，社会建构论者注意到了科学家作为有主体性的认识者在科学事实建构中以及在实验室本身的设计流程的作用，并对此进行了社会学的分析。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正是认识论上的分裂，在理论上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提供了基础。而后现代主义，无疑是这一认识论分裂的哲学上的先行者。社会建构论在科学这一最为坚硬的认识论堡垒上打开一道口子，而后现代主义则是打开这个堡垒时的工具。 那么认识论上的这个分裂又是怎么样的呢?是否在后现代主义及社会建构论的进攻下，它就全身而退，进入垂暮之年了吗?认识论就是关于知识的哲学。获得知识就是准确地表达外在于心灵的世界，要想了解知识的本性及可能性就是要理解心灵用何种方式去建构表述的。自休莫的怀疑论以来，认识论不断受到怀疑论的质疑，而且愈演愈烈。
认识论的背后实际上有着一个关于秩序的神话，有序是人们内心的渴望。也就是说在认识论中，有一个先在的隐性前提，在外面大世界之外存在着一种决定性秩序，等待着人们去发现。事物为什么成为其所是，在其中是否存在着原发的、内在的原则，或是在人类的心灵中存在着这样的原则呢?对前者的回答构成了科学的存在根据，正是这种客观实在性，使科学在认识论中有了可以不受社会因素审问的特权。而对后者的回答，则形成了以康德为代表的意识哲学的范式，自然界中呈现的规律和秩序是我们赋予自然的。
科学在认识论中的特殊地位是以实在的在场为根基。人类总会对自己的存在进行本体论的追问：人是在地球上的。地球又是在一个大乌龟的背上，到此为止，大乌龟就是我们人类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本体论根基。科学的作用就是对大乌龟本身进行描述解释。这种描述解释，是通过人类本身的经验、感觉、语言赖以进行的。认识论常被看作是一种狭窄的、排他性的基要性活动，它要保证我们认识世界的手段——科学、理性、感觉的有效性，并且要使之合理化。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只不过是指出了这只大乌龟是人造的、是不存在的，要放弃本体论的承诺，要放弃经验与客观实在的关系。
认识论上的分裂首先是由于语言中介作用遭到怀疑。在我们的言语之外是否客观存在着一个物理世界或主观世界，它们是否是真正的独立于语言之外。德里达就认为表述实际上预设了表达。这也就是所谓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所以任何认识中的表述和表达都不可能是对实在的客观反映。表述是人主观意识的先在，以及语言在形成后的结构性预设，都否定了科学的纯客观性，把科学从认识论的神坛上拉了下来。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社会建构论则进一步把社会因素和人为因素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进而抹煞了科学知识的绝对客观性。另一方面，语言不再是实在的客观再现，实在的不在场，使得语言的意义出现了多样性和差异性。正如利奥塔所倡导的绝对迥异，差异才是绝对存在的，一致性只是相对的。
其次，再向前跨一步，客观世界本身是否是一致的，如果世界本身的实在也不是一致的，那么在认识论上必然会出现各种认识的范式。范式是库恩的一个核心范畴。而库恩早期提出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更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来源。而无独有偶，利奥塔在语言游戏说中也提出了语言规则的不可通约性。不可通约性实际上就是绝对差异。人们生活有各自所属的特定的社群，各个社群之间的世界观、范式、生活方式是具有差异的。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各个语言游戏之间的规则是不可通约的。因此，要完全理解另一个社群的范式、世界观、生活方式是不可能的。
但是，世界正在日益地全球化，几乎没有人还生活在单一的文化中，而不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因此，不可通约性只是一定程度上的，或者可以说是从某种角度而言的。现实世界的不一致性或不确定性，最终造成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起，科学知识社会学无疑就是在这一思潮影响下的对科学的反动。
但回过头来看，后现代主义不是一场运动，而是一种态度，或是一种认知方式和一些文化现象的归纳。它与现实是有一定距离的，实在在认识论上的不在场，使得现实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中隐退了，后现代主义者关注的是文本、话语这一类的事物，具有想象的成分。在科学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为人们展示了科学的另一面，消除了科学知识的绝对客观性。利奥塔在考察了后现代的知识状况后得出：叙事知识与科学知识是并行的，科学知识并不比叙事知识来的必然，甚至科学知识的合法性也是通过争论、竞争来完成的。这些科学观对中国的科学理论界来说无疑是一股清新的风，吹散了理论界铁板一块的论调，让入耳目一新。但也要认识到社会建构论是欧美，特别是在欧洲等后工业社会的语境下阐发的理论。即使如此，在欧美的科学实践上，也并不以此理论为主导，它们是一种思想上的批判武器，更何况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下，我们更不用着急把批判的武器变成武器的批判，毕竟我们所努力达到的目标是进入工业社会，而后工业社会只是远处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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