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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与对策分析
当前，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依然存在结构性矛盾，“有活没人干”与“有人没活干”现象并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质量充分就业。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与对策分析，欢迎阅读。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与对策分析
需求侧特征：当前就业市场需求呈现向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高端化结构性转型特征
从理论上讲，就业是一种“引致需求”或“派生需求”，即劳动力供给取决于市场需求。为此，针对就业市场供需矛盾尤其是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分析，必须坚持需求导向，加强对就业市场需求侧的分析和研判。
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生产力发展、技术革命以及产业变革正通过就业创造与就业替代的综合效应重塑全球就业市场。一方面，这对就业岗位数量带来了挑战。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3年未来就业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2023年—2027年五年间，全球将创造约6900万个新工作岗位，并将淘汰8300万个工作岗位。另一方面，对就业岗位配置产生深刻影响，使就业市场需求呈现出工作岗位向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的结构性特征。
一是绿色化转型驱动岗位增长。随着绿色经济的快速发展，绿色转型逐渐成为驱动岗位增长的重要动力。《报告》显示，到2030年，绿色转型将新增就业岗位8800万，其中可持续发展专业人员在2023年—2027年五年间岗位增长排名中位居第二，凸显了巨大的就业潜力空间。在我国，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的深入推进，“综合能源服务员”“碳汇计量评估师”等绿色职业大量涌现，据统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中，累计标识出绿色职业134个，约占职业总数的8%，进一步拓展了就业新领域。有数据显示，预计“十四五”时期我国“双碳”人才需求数量在55万至100万左右。
二是数字化转型拓展岗位空间。近年来，以数字技术变革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已成为推动就业岗位结构转型的重要驱动力。一般而言，数字化转型对就业岗位数量形成了明显的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在促使一部分事务性岗位和制造车间流水线岗位消失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诸如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等新岗位。《报告》显示，2023年—2027年五年间，数据分析师和科学家、大数据专家等职业群体将迎来超30%的岗位增长。近年来，随着我国数字职业的不断演进和持续涌现以及制造业、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数字职业进一步发展壮大，极大地拓展了劳动者的就业新空间。据产业数字人才相关研究显示，当前我国数字人才总缺口在2500万至3000万人左右。
三是智能化转型加速岗位更迭。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对产业转型的持续赋能，智能化已成为推动就业岗位结构性转型的重要动力。《报告》显示，2023年—2027年五年间，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专业人员、商业智能分析师、机器人工程师等职位需求将增长30%—35%，而银行出纳、邮政服务员、收银员等白领人员则将逐步递减。当前，我国与人工智能领域相关的岗位需求旺盛。据统计，截至2023年底，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接近5800亿元，人工智能核心企业数量超过4500家，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数字职业不断涌现，相关岗位需求量快速增长。拉勾招聘发布的《2024届高校毕业生求职调研报告》显示，人工智能行业新发职位量排名第三；猎聘大数据也显示，2024年一季度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职位急剧增长，同比增长321.7%。
四是高端化转型促进岗位提质。当前，无论是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发展，还是制造业转型升级持续提速、未来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兴起，都亟需高水平的技术技能人才予以支撑。一般而言，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其将不断创造大量高技术含量、高人力资源附加值的岗位；随着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转型升级，对诸如机械设计工程师、算法工程师、软件开发工程师等的需求将更加旺盛；同时，随着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势必对技术技能等级较高的专业性、技术性和管理性岗位需求更大，譬如养老护理员、育婴师等现代服务业人才变得更加紧缺。相关研究预测表明，到2030年，我国失能老人数量将超过7700万，市场对养老护理员的需求量将达到600万名，存在较大缺口。
供给侧特征：当前就业市场供给呈现出劳动力技术技能短缺态势
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解决好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这一结构性就业矛盾，是未来一个时期调控就业市场供求关系的总方向，同时也对就业市场供需矛盾的缓解提出了新要求。从当前就业市场供给侧看，高校毕业生、转岗劳动者、在岗劳动者等群体的素质技能亟需关注并重视。
一是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亟需“技能提升”。当前，我国工科教育存在“重论文、轻设计、缺实践”的倾向，“产学研”脱节问题不容忽视，工程技术人才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较弱，符合市场需求的就业能力有待提升。以信息安全工程技术人员这一数字职业为例，其从业人员大多为计算机、网络工程或通信专业毕业，有些高校虽开设了与数据安全相关课程，但体系化的数据安全课程尚缺乏，所学内容与应用实践相脱节的状况依然存在，导致应届毕业生很难适应岗位要求。智联招聘发布的《2024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42.0%的毕业生表示求职时对高端制造业更有意向，但因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无法胜任该领域的工作；另有52.2%的毕业生比较认可高校毕业生“回炉”职校学技能这一趋势，超半数认为可以增加就业机会。
二是转岗的劳动者群体亟需“技能转型”。技术进步对就业既有“创造效应”，也有“替代效应”。对于那些被替代的劳动者群体而言，他们面临着巨大的“技能转型”压力。《报告》显示，到2027年，全球劳动力市场近四分之一的工作岗位将发生变化，结构性流失率将达到23%。同时，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者的替代效应，已从低端劳动力向中高端延伸，被替代的程度和规模不断加深。据麦肯锡预测，到2030年，中国将至少有1.18亿劳动力被人工智能或机器人替代。为适应与人工智能协作分工并满足新兴岗位技术技能要求，这些被替代的劳动者亟需加快知识更新和技能提升，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转岗再就业的目标。
三是在岗的劳动者群体亟需“技能改进”。一般而言，这些在岗的劳动者大多从事着与现存岗位相关的工作，但随着生产力发展、技术革命以及产业变革进程的加快，“技能改进”成为他们职业发展面临的最大“关口”。《报告》指出，有60%的受访企业认为劳动力技能短缺是其业务转型的主要障碍。从现实情况看，这类劳动者群体已具有相当规模，知识、技术和技能水平也相对成熟，但受生产力发展、技术革命以及产业变革的影响，该职业群体的工作任务、工作内容、工作工具或工作过程等发生了明显变化，使得原有的核心技能难以适应岗位需要，技术技能水平与专业化程度提升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结构性就业矛盾的主要表现和成因：从就业市场供需关系看，供给侧技术技能水平难以匹配需求侧要求
总体来看，技术革命对未来劳动者应具备的技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性质的变革》指出，与掌握某一项技术为主的专业技能相比，未来3类具有普遍适用和广泛可迁移性的通用技能（高级认知技能、社会行为技能、能够预测适应能力的技能组合）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且这些技能可以在不同的工作中转移使用，能够缓冲科技发展对专业技能带来的冲击。
随着我国生产力发展、技术革命以及产业变革推动就业岗位结构向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新技术在创造或替代相关岗位的同时，也引致或派生了对劳动者技术技能要求的提升。但我国现有技术技能人才规模、结构和素质尚不能满足就业岗位转型发展需要，进而导致匹配市场需求侧技术技能要求的有效供给不足。同时，受高等教育对人才培养的时滞性以及教育培训渠道不平衡不充分性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教育培训与市场需求出现脱节，短时间内难以培养出大量技术技能适配的人才，也难以实现被替代劳动者的技能转型，从而就造成了“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现象并存，短期内的用工短缺和摩擦性失业乃不可避免。
产生上述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原因是多层次、多方面的，除制度和政策创新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外，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
一是当前就业市场供给侧变革与需求侧变革不相适应，这是主因。正是这种不适应的状况，使得结构性就业矛盾成为当前我国就业市场的主要矛盾。从当前就业市场供需关系特点来看，当下我国结构性就业矛盾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供给侧，本质上是教育、培训同就业、市场的衔接融合不够，导致劳动力供给无法有效满足现实需求。这种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存在，既阻碍了就业创造效应的实现，也加剧了就业替代效应的可能，对稳就业促就业十分不利。
二是当下劳动者的就业预期与市场状况不相匹配，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以及新就业形态的快速发展，劳动者的就业形式发生了明显变化，通过慢就业、灵活就业等方式实现自我价值的毕业生在不断增多。同时，劳动者的就业理念还不够积极理性，过分看重就职单位性质、所处行业等，对国有单位、IT互联网行业、薪资待遇高的工作过分期待。事实上，当前我国总体就业压力依然较大，一些劳动者的上述目标定位已偏离了岗位供给的实际，使得求职需求与市场供给出现背离，极易造成供需脱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的问题。
综上，从当前我国就业市场供需关系特点可以看出，受供给侧变革滞后以及劳动者就业观念固化等因素的影响，劳动者技术技能水平难以匹配工作岗位要求已成为结构性就业矛盾的主要表现和重要成因。
结构性就业矛盾的破解：从供给侧入手，提升技术技能水平，推动供给侧强化适应需求侧的变革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并积极推动财政、货币、投资、消费、教育等经济社会政策与就业政策的联动，对生产力发展、技术革命以及产业变革对就业市场的冲击和影响给予了有效回应，但在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上仍面临一系列挑战，供给侧技术技能水平难以匹配需求侧要求的现实困境依然存在。
当前，在我国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进程中，不仅要通过积极挖掘有效需求来促进有效供给，还要通过大力改善有效供给来适应有效需求，着力推动就业市场供给侧加强与需求侧特点趋势相适应的变革，形成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应对上述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需坚持市场调节和政府促进相结合，从提升供给侧的技术技能水平入手，统筹发挥政府、市场、劳动者的重要作用，多维发力破解供给侧技术技能水平与需求侧要求不匹配的难题。具体而言，在积极引导劳动者树立正确的择业就业观的同时，还需重点加强以下方面：
一是建立人力资源需求预测机制。借鉴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典型做法，建立与生产力发展、技术革命以及产业变革相适应的人力资源需求预测工作体制。研究制定人力资源需求预测工作实施办法，确立基本原则、适用范围、指标体系、预测模式以及预测结果反馈与应用机制。建立涵盖综合预测、区域预测和专项预测的人力资源需求预测体系框架，实现需求预测效益最大化。建立中央和地方两级机制，形成分层级、分布式的人力资源需求预测网络。加强对未来职业结构演进和岗位结构变化的科学研判和精准分析，做好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人力资源需求状况的动态跟踪和调查统计。
二是构建就业市场信息监测体系。按照“信息采集（输入）—信息处理（处理）—信息应用（输出）”的逻辑，推动形成涵盖监测指标、信息采集、指数分析、指数应用、信息发布和配套支撑等要素的就业市场信息监测机制。兼顾全国性监测与区域监测和面向重点行业、重点专业、重点职业、重点就业群体的专项监测需要，建设立体多样的劳动力市场信息采集网络。发挥政府、企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协会学会等的重要作用，形成分行业、分专业、分职业的多层级分布式人才供需对接平台、信息发布平台。加大对企业用工和失业问题的监测分析和风险预警，做好应对短期就业冲击的政策储备。
三是推进研教产服深度融合。营造教育科技人才工作一体推进的良好生态，实现创新链、教育链、产业链、服务链、人才链有机融合。鼓励研发人员、教育人员（培训人员）、市场服务人员与产业技术技能人员加强合作交流，促进技术创新与技术实现的融合发展。深化工学一体化、产教服融合、校企合作、政企合作机制改革，重视发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匹配供需、专业高效的独特优势。推进教育与产业深度协同、有机衔接，增强高校专业发展、院校课程和专业设置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提高面向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专业设置与职业开发的适应度，带动高校相关专业的结构性调整。
四是推动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创新发展。通过“学分银行”教育管理模式的建设实现学历资历与职业资历等值互认，推动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的协同创新。适应就业市场需求侧变革要求，深化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模式变革和管理创新。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推进职业教育、技工教育高质量特色发展。面向有学习需求或处于待业状态的劳动者开设专门的技能培训课程，通过技能培训助力转岗人员再就业。整合教育、人社和各行业主管部门各类教育培训公共资源以及企业实训基地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教育培训资源，建立纵向贯通、横向相联的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网络体系。
中国产业供需的结构性矛盾突出
经过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消费与投资出现“双升级”的变化趋势，消费需求趋向个性化、绿色化、智能化、健康化、便利化，投资需求趋向高端化、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而在产业供给上，中国产业供给的质量水平总体上还不太高，供给结构还不太合理。一方面，量大面广的低端产品、低端服务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同质化恶性竞争比较严重；另一方面，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和服务，数字化、智能化的产品和服务，以及绿色低碳化的产品与服务等还存在明显短板，供给明显不足。
在农业领域，一方面，普通农产品相对于市场需求来说大多呈过剩状态，产品滞销和积压为“常态”；另一方面，市场需求潜力大的绿色有机生态型的优质农产品供应能力不足，常常不能满足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
在原材料工业领域，中低端产品供给过剩与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并存，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工艺和产业基础技术水平不高等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例如，中国在高温合金材料、超硬合金材料、高端轴承、高分子树脂、气体扩散层材料、质子交换膜等新材料上不是处于空白状态，就是与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的需要。
在消费品工业领域，中国消费品工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仍然较弱，品种、质量、品牌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尚有较大差距，有效供给能力和水平难以适应消费升级的需要。例如，服装产品精品和知名品牌少，新产品和新服务供应能力不足，不能满足消费者多层次、个性化、智能化、高品质的消费需求。
在装备制造领域，中国装备制造业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不足，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过剩特征明显，关键核心装备“卡脖子”问题严重。如在机床产品上，国产机床精度和稳定性差、故障率高，高档机床仍然依靠进口。2021年，中国在金属加工机床产品上存在21.4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中国传统生活服务业比例过大，现代生活服务业发展滞后，有效供给不足、便利性体验性共享性不够、质量标准水平也亟待提高，不能满足多样化、个性化、体验化的消费需求升级发展要求。以文化产业为例，由于文化原创能力弱，文化原创作品数量少、质量低，文化精品和知名文化品牌匮乏，中国文化产品的市场供给既不能满足国内消费者日益提高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在国际贸易上也缺乏竞争力，文化服务贸易持续处于逆差状态。
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中国工业设计、研发中介、信息技术、物联网技术等现代专业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的融合程度低、融合范围窄，服务业标准化建设和品牌培育有待增强。以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例，2012—2019年，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总体规模扩大了2.4倍，增速相当快，但快而不强，包括操作系统、数据管理、中间件和编程语言等在内的基础软件、工业应用软件、集成电路设计服务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服务功能尚不能充分满足平台化设计、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智能化生产、服务化延伸、数字化管理等新型制造模式的发展需要。
由于供需结构错配，产品和服务对消费升级的适应能力不强，不少产业在产能普遍过剩的情况下还不得不从国外进口大量技术含量与附加价值高、数字化和智能化程度高、绿色低碳的产品和服务。2012—2022年，中国的进口贸易额从11.48万亿元上升至18.10万亿元，增长了57.7%。这种状况使得国内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大量外流，严重妨碍了中国产业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不利于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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