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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北大教授：高考引入教授面试是否可行
陈跃红，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副系主任，北京大学本科教育改革战略研究小组召集人。曾有10多年到各省份招生经历，担任招生主任成员，目前是北大自主招生专家组成员。
对话人物：
北京大学教授 陈跃红
11月8日，北京大学11位教授联名公开致信北大校长，呼吁在高考招生录取中“打破唯高考分数论”，提出“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等高考招生改革措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那么，11位教授为何发出这样的呼吁，提出这样的议题？他们强烈建议的“在高考中加入教授面试”是否有可行性？又如何施行？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11位教授中的一员陈跃红教授。
着眼于撬动应试教育的根本
记者：请问，北大11位教授的这封公开信是怎么产生的？
陈跃红：去年教学工作会议上大家对招生问题议论了很多，认为自主招生虽然成效不错，但只占招生总额5%，惊动的只是小部分。另外，按分数线招生，使学校在这项工作上越来越耗费时间和精力。会后，这个议论一直在持续，到今年9月又召开教学工作会议时，有人提出给校长写封公开信，几个人拟了草稿，通过电子邮箱传来传去，最后到差不多的时候，开了一次讨论会，确定了公开信的内容。
记者：对于这封公开信，教授们有什么期许？
陈跃红：大家直觉上意识到，对于这封信提出的方案，如果能做一点试点，某种意义上就可以撬动高考制度的根本，甚至是撬动本科教育、高中教育的根本。
记者：为什么有这种直觉？
陈跃红：现在大学讲求个性化教学，中小学讲求素质教育，可这些如果仅仅靠国家设计教材，中学进行选修、模块化教学，虽然有一定意义，但仍难取得良好效果，现在大学千校一面，中学万校一面，学生都似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要从根本上实现这些目标，必须从制度上解决。我们认为，在录取制度上下工夫，用好这个杠杆，会让大学的改变带动中学的改变。
记者：你认为，现行的高考招生制度对素质教育产生了不利影响？
陈跃红：我们并不完全否定高考。我们认为：只要人在智力和知识掌握上的差别存在，只要“蛋糕”不够分，考试就会存在。事实上，考试对人的知识掌握和智力程度进行分层的功能，有其稳定性，不可想象一个三本线上的学生到“985”高校可以学下去。即使高等教育大众化，考试仍然非常重要，纵览全球，美国、日本、欧洲，没有一个制度没有考试。
我们不是在讨论取消高考，我们的主旨是把高考成绩用到合适的度上。目前最大的麻烦是把分数绝对化，考生之间按一分甚至半分进行区别。事实上，我们都明白，一分、两分，能有多大差别，凭我个人经验，30分之内的学生在智力、能力上是没有差别的，还有的教授认为100分之内的学生没有差别。
所以，我们提出在录取时采取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就是高考在对学生进行适当分层后，教授们可以依据专业所需，对那些分数差别在30分或更多一些分数的学生进行面试，从而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志趣爱好、意志品质进行考察，而这些不是仅仅通过一张试卷就能进行的。
教授面试重视公平和潜能
记者：那么教授会有“火眼金睛”，一眼就能看中出类拔萃者？
陈跃红：这是经常被问到的：学生的素质如何，教授通过一个小时面试就能判断出来吗？当然没这么简单，但是，我们得相信教授的眼力。为什么？教授常年和学生打交道，有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对他们的观察和了解，使教授在看学生时还是有一些“法眼”的。
当然，面试并不能单纯靠教授的“法眼”，还需依靠一些制度的保证。首先，面试教授要经过招生培训。其实，针对自主招生工作，北大近年来已形成一个面试专家团队。其次，我们的面试题目和形式，也可以有效帮助教授进行判断。因此，不要小看北大教授的面试水平，他们完全有能力在一个小时之内对考生的综合素质做出比较到位的判断。
记者：人们会有这样一种担心：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考生能说会道、能歌善舞，农村考生则可能怯场、不善表达，甚至知识面不够宽泛，面试时教授会不会偏爱前者？
陈跃红：这也是很多人担心的。首先我想介绍一下我们的面试形式，有些人以为面试就是一名或几名教授和一名考生谈谈话，其实不然。北大在自主招生中进行的是无组织面试：一组学生进来，教授们基本不说话，给出两组题目让学生选择，学生选好题目后，每人一分钟自我介绍，剩下的是主体发言和参与发言。教授们的任务就是根据一组学生在互动讨论中的表现做出判断。
至于教授是否偏爱城市生源，其实不需要担心。我们在对教授进行招生培训时，就专门提出要避免招收五种学生：歌功颂德型、大专辩论赛型、故意做秀型、自我表现一味批判型、颠三倒四型。另外，面试教授由三个学科领域组合：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据我了解，教授们尤其是自然科学的教授们才不看重谁能歌善舞、能说会道，有些学生表达能力很强，也是某方面的人才，但教授们不会忽略那些不太会说话的学生，而会从另外一些角度去观察其可能具有的潜能。
记者：面试要测试出考生不能在试卷中体现出的素质，那么怎么保证命题有这些功能？
陈跃红：每个面试命题要经过多轮论证。一般有四个原则：一、这个题目一定与现实生活有关系；二、这个题目一定不是只运用一种知识；三、不是只有一个答案；四、这个题目具有可批判性。
说起素质，素质不能简单地与唱歌跳舞划上等号，这在教授当中已经有共识。那么什么是素质，用周其凤校长的话说，种地插秧修水库，爬树掏鸟都是素质。当然，我们也注意到，那些学习好的农村考生也并不熟识周校长说的这些了，他们甚至比城里孩子还受宠。但是他们要求改变命运的迫切性大于城市学生。在努力程度上，也要高于城市孩子。他们的抗压能力，适应社会的能力，比城市孩子强很多。面试中教授会更重视这些方面的素质。
制度完善杜绝可能的招生腐败
记者：面试会不会增加考试成本？
陈跃红：不会，反而会降低成本。我们提议的教授面试，是在高考出分后，向每个省级单位派出由5名教授组成的专家组，学生只要在当地省会城市参加面试即可，大大降低了他们的负担，对于农村孩子更是如此。
有人认为学校会因此增加大量支出，其实不然。目前，高校间生源大战越来越激烈，每年冬天，许多高校会专门成立不同省份的招生组，成员从两三人到十几人不等，到各地摸底。更有甚者，一所高校有一年为了争抢某省一名“裸考状元”，为赶去游说，单是飞机票就买了8张。
高校为争生源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有的学校为了不让高分考生和别的学校招生人员见面，干脆出钱送考生一家到外地旅游。还有的家长干脆拿着孩子的成绩去跟学校谈判，辗转于几所高校间，奖励价码由5万元一直谈到10万元，外加上最好的学院，和出国学习一年。
高校为争生源，花费有多么巨大！何不将这些钱省下来资助有困难的孩子到省城参加面试，多让一些学生来参加面试，给考生一个机会，也给学校一个机会？
记者：教授面试会不会滋生腐败？
陈跃红：关键看制度设计是否周密。我们的构想是三道防火墙：省籍回避、时间压缩和独立打分。省籍回避，比如江苏人不能到江苏招生；抽签制度，学校直到最后24小时，才通知教授抽签决定所去的省份。第二天教授就上飞机，到了地点就考试。就算知道哪个教授去考试，谁有本事在24小时之内搞定5个教授？独立打分，北大自主招生面试实行6年，教授们各自打分，不能面谈，6年来对教授面试打分的有效投诉为零。
目前大学在各地都设有招生处，有的人一干就是多年，时间长了，腐败风险就会出现。是由一个人决定，还是由一群人决定？是招生人员决定，还是专家决定？腐败是搞定一个人容易，还是一群人容易？答案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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