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与《三国志》评价的几个问题

时间:2021-11-02 17:32:37 自我评价 我要投稿

关于陈寿与《三国志》评价的几个问题

摘 要:陈寿撰《三国志》,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部具有高度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名著,也使其本人跻身于著名历史学家之列。但该书问世后即因所持正统观及取材详略等颇受争议,甚而有人对其史德提出质疑。本文梳理了自晋迄清的有关资料,对陈寿的史德、《三国志》的详略、所持的正统观几个问题表达了笔者的看法。

关键词:陈寿 三国志 史德 史才 正统观 黄恩彤

公元265年,司马氏受禅于魏,随后灭蜀平吴,统一中国,建立晋朝,三足鼎立的魏蜀吴遂成历史。由蜀入晋的历史学者陈寿(233-297)作魏、蜀、吴《三国志》,深为时人推许。唐人房玄龄(579-648)等修撰的《晋书·陈寿传》记载:

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也。……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昔汉武帝诏曰‘司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书’,使者得其遗书,言封禅事,天子异焉。臣等按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于是诏下河南尹、洛阳令就家写其书。[1]

可知陈寿《三国志》写成后,先是在部分学者、高官中流传,并得到高度评价,司空张华(232-300)甚至以撰著《晋书》相期许;至其身后,《三国志》被朝廷录入禁中,列为前代国史,从而确定了他继左丘明、司马迁、班固之后史学大家的地位。

但此书在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同时,也带来不少麻烦。今就历史上关于陈寿与《三国志》的几个问题试作梳理,并谈谈笔者的看法。

一、关于陈寿的史德

《三国志》在今天看来,固然是一部古史,但在当时,却是一部当代史,志中人物或尚有在世者,或本人不在世而其子孙正在位。书中褒贬,自然难以各称其意。于是便有一些谣诼流传开来,有的甚至被后人写入史传。同样是唐人所作的《晋书·陈寿传》里,就有这样的记载:

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或云”者,“有人说”也,无从考也。这些传言如能成立,则不仅陈寿之史德值得怀疑,《三国志》能否称为“信史”也颇成问题。

不过这些传言,已为擅于较真的清代学者们所发现,并试图加以辨正。

对于二丁该不该立传,乾隆时学者潘眉(1771-1841)在所著《三国志考证》中指出:“丁仪、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及黄门侍郎,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党于陈思王,冀摇冢嗣,启衅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随之,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晋书》谓‘索米不得,不为立传’,此最无识之言。同时如徐幹、陈琳、阮瑀、应瑒、应璩、刘桢、吴质、邯郸淳、繁钦、路粹、杨修皆无传,益足证《晋史》之诬。”[2]潘眉之说先是立足于曹氏兄弟继嗣之争的是非,或不无偏颇,但他指出当时的文学之士均无传,二丁自无立传之由,则是有说服力的。

据现存史料来看,二丁均为文学之士,陈寿乃建安年间文学之士,所推重者为“七子”(因为曹丕当时即以“七子”名之),于其他文士则以“自颍川邯郸淳、繁钦,陈留路粹,沛国丁仪、丁廙,弘农杨修,河内荀纬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3]一笔带过,都没有专门立传,而二丁的行迹已见于《陈思王植传》中。因此,没有专为二丁立传,并没有不合情理之处。

其实,可以证明“索米”之虚妄的直接证据就在《陈思王植传》中。《陈思王植传》中明文记载:“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4]。”要知道,曹丕所以袭封魏王(时在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后即对二丁痛下杀手,乃是因为他们要拥立曹植,废黜自己的太子之位,此所谓不共戴天之仇,尽诛其男口,意在斩草除根,不至留有孑遗。即或有之,亦必隐姓埋名,远遁天涯,老死他乡。岂能于三分归晋之后二丁还有儿子在世,并且公然现身于通都大邑,以至被陈寿“索米”呢?所谓“索米不得,不为立传”之说为不根之谈,即此可知。

当然,若按裴松之注引《魏略》,似乎曹丕所杀仅丁仪自身,并未灭门;但裴注所引《魏略》显然并非丁氏全传,因为引文对丁廙之死即无交代。裴注所引,在于补充二丁生平资料,并非驳正陈寿“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之说;换言之,对于二丁惨遭灭门,裴松之并无异议。

陈寿因“索米不得”而不为二丁立传的说法,最早见于晋人裴启的《裴子语林》[5],该书属于小说家言,不经甄别,难以为据。《晋书》把这样的流言蜚语写入传记,显然是很不严肃的。

关于陈寿是否对诸葛父子有意贬损,乾隆间学者赵翼(1727-1814)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

(《晋书》谓)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被髡,故寿为《亮传》,谓“将略非所长”。此真无识之论也。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观寿校定《诸葛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又《亮传》后评曰:“亮之为治也,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恶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其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矣。[6]

这一辨正显然是有说服力的。咸丰间学者黄恩彤(1801-1883)在《三国书法》中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陈寿)论其(按指诸葛亮)器能政理,则比之管仲、萧何;论其黎庶追思,则比之召公、子产;及论其文之丁宁周至,则比之周公。陈寿之推尊丞相者至矣哉!世俗犹云有所不满,何哉?”[7]此段可以看出,陈寿对诸葛亮综合评价已至极致,而其钦仰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决非挟有私怨者所能矫饰发出。对此,凡认真读过《三国志·诸葛亮》者自有公论,故《晋书》陈寿贬损诸葛之说不攻自破。   至于“世俗犹云”陈寿对诸葛亮“有所不满”,除了《晋书》的恶劣影响之外,应该还和当时《三国演义》已经大行于世有关。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评价《三国演义》:“至于写人,亦颇有失。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智而近妖。”[8]和《三国演义》中被神化了的诸葛亮相比,《三国志》中的诸葛亮显然不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理,浅薄之徒遂轻信陈寿对诸葛亮挟有私怨之说,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此类世俗浅见,治史者自当摒弃勿论。

综上所述,两个传言均不成立,陈寿的史德自应恢复其清白。

二、关于《三国志》的详略

历来有不少人认为,《三国志》叙事“失之于略”,记载史实有不少脱漏。这方面的批评主要见于南朝宋时裴松之(372-451)所撰《三国志注》。裴松之在写给宋文帝的《上三国志注表》中说:

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9]

可知认为陈寿《三国志》“失之于略”的,首先是宋文帝,裴松之作《三国志注》,是奉他的旨意进行的。对所认为的陈寿的疏略和脱漏,裴松之做了大量的.增补。他说:“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10]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二百三十种以上[11],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几乎与原文相当[12]。也正因如此,裴松之一向被视为陈寿的功臣。

但对这一批评亦有完全不同的意见。黄恩彤在其所著《三国书法》序言中说:

昔陈寿作《三国志》而裴松之为之《注》,《志》所未备以《注》补之。故论者以松之为寿功臣。窃谓松之非知寿者也。松之论寿书以为“铨叙可观,事多审正”,是已;而病其“失在于略,时有脱漏”,不知寿书之略,略所当略也。《注》所引书,寿非不知之,特削而弗书耳,非脱漏也。史家之例,有书有不书,一断以义而已。今裴氏繁征博引而寡所取裁,非惟不知寿,亦不知史也。[13]

在黄恩彤看来,陈寿是“略所当略”,有意对大量资料“削而弗书”,裴松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繁征博引”所作的注,不是为陈寿帮忙,而是暴露了他本人史识的浅薄。这话当然有偏颇之处。裴注保存了大量当时的史料,无论如何是一大贡献。而裴注所引诸书,有不少成于陈寿之后,陈寿要全都“知之”,也是不可能的。但如果说裴注增加内容有不少违背了陈寿作史本义,则无疑是成立的,盖因时移世异,所见不同。陈寿需要回护的,裴松之无须回护;陈寿心存忌惮的,裴松之则无须忌惮了。

三、关于陈寿的尊魏抑蜀

东晋习凿齿不满于陈寿的“尊魏抑蜀”,另撰《汉晋春秋》,记三国史事,以蜀汉为正统,认为晋虽受魏禅,但继承的却是汉代的统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论及此事,云:

其书(《三国志》)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14]

纪昀(1724-1805)的评论勾勒出了对陈寿尊魏抑蜀持否定意见的源流,即由习凿齿发其端,至朱熹而张大其事。由于朱熹后来在中国学界的特殊地位,其《通鉴纲目》的影响甚大,以至南宋以后的读书人往往以其是非为是非,“无不是凿齿而非寿”,乃至牵连到持类似观点的司马光及《资治通鉴》。纪昀虽然懂得知人论世,看到了陈寿“欲帝汉逆而难”,并对宋代诸儒的分歧给予了合理解释,但他又认为“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这说明他自己也深受朱子《纲目》的影响,为蜀汉正统说所拘囿。

与纪昀同时的钱大昕(1728-1804)在为其弟大昭(1744-1813)所著的《三国志辨疑》作序文中则说:

魏氏据中原日久而晋承其禅,当时中原人士知有魏不知有蜀吴也。自承祚书出,始正三国之名,且先蜀而后吴,又于《杨戏传》末载《季汉辅臣赞》,娓娓数百言,所以尊蜀殊于魏吴也;存“季汉”之名者,明乎蜀之实汉也。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不过因其意而推阐之,而后之论史者辄右习而左陈,毋乃好为议论而未审乎时势之难易与?夫晋之祖宗所北面而事者,魏也;蜀之灭,晋实为之。吴蜀既亡,群然一词,指为伪朝,乃承祚不惟不伪之,且引魏以匹二国,其秉笔之公,视南、董何多让焉![15]

在钱氏看来,陈寿处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能“正三国之名”,没有把《三国志》仅仅做成《魏志》,把吴蜀视为伪朝,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何况他还尽其所能为蜀保存了“季汉”之名,视之为汉之余脉呢!所以他盛赞“陈承祚《三国志》,创前人未有之例,悬诸日月而不刊者也”。(同上)他的知人论世,显然超出纪昀远甚。而其从著史体例创新的角度着眼,更是别有见地的。

黄恩彤的《三国书法》较此更进一步,在承认“寿之尊魏抑蜀,有所不得已”的同时,指出陈寿表面的抑扬与实际的褒贬其实是两回事:

寿以羁旅之臣处孤危之地,乃敢奋其笔舌不避嫌疑,独不为家族计乎?故寿之尊魏抑蜀,有所不得已也。然其为书,简而不漏,详而不赘,尊魏而不掩其恶,抑蜀而不没其实,讳晋而不灭其迹,微而显,曲而直,隐寓夫褒贬而显示夫惩劝,动有合于《春秋》之书法焉,真良史哉![16]

这大概是对《三国志》“书法”方面最高的评价。黄恩彤认为,虽然陈寿表面上不得不以曹魏为正统,但其内心则是尊蜀抑魏的,因而他在记述曹魏和蜀汉史实时,多处运用《春秋》笔法进行褒贬。其实,黄恩彤《三国书法》一书乃有所为而作,旨在为陈寿辨正。在这部专著中,黄氏从《三国志》的目录、称谓、词句选择、材料取舍等许多方面列举出大量例证,并就写曹魏与写蜀汉随时加以比较,说明陈寿对曹魏明尊暗贬,对蜀汉似抑实尊。应该说,他列举的例证大多数颇有说服力,至少是言之成理的。从这一点上说,黄恩彤可谓陈寿的千古知音。   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曾批评陈寿:“惟其误沿史记周、秦本纪之例,不托始于魏文,而托始曹操,实不及《魏书》叙记之得体,是则诚可已不已耳。”[17]就是说,魏国历史应从魏文帝曹丕禅汉开始,对此即便司马氏也是无从责难的,陈寿却从曹操开始,这本是可以避免的失误却没有避免。纪昀此说看来颇有道理,人多从之。但黄恩彤却认为,陈寿这样做并非真的在尊魏,而是别有深意的:

自初平元年讫建安二十五年,皆以献帝纪年,虽空名虚器犹若赘疣,而汉固未尝亡也。然则何以不书汉?汉名而魏实,书汉则没其实也。魏之太祖意中无汉久矣,此二十五年,汉未尝亡而直书曰魏,不予以存汉之功,而明著其无君之罪也。[18]

经他这样一番辨正,陈寿写建安间史事而名之曰“武帝纪”(目录中则称“武帝操”),表面上高抬了曹操,实质上却是有意贬损其形象的。更有意思的是,陈寿叙述曹操的出身,先说其为“汉相国参之后”,又说“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腾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黄恩彤对此的解读是:

曹为参后,固汉之世臣也,腾阉而参之胤绝矣,嵩不得为参后也。他传记并云:嵩,夏侯氏子,惇之叔父,此云“莫审其生出本末”者何?疑之也。犹陈琳《檄》所云“乞丐携养,赘阉遗丑”之意也。疑嵩所以深诋操也。[19]

看似前后龃龉的一段家世简介,竟然是故作疑似之词、“骂人不带脏字”的好例。由此不难发现陈寿运用《春秋》笔法之精妙,亦可见黄氏读书善于由表及里,独能会心于作者。《三国书法》一书大率类此,不再赘举。概而言之,此书对研究陈寿与《三国志》,是一份极有助益的参考文献。

当然,在我们今天看来,黄恩彤所作辨正的局限也是明显的。他虽然与朱熹以尊蜀抑魏为旗帜有所不同,对陈寿《三国志》书法的理解更进了一层,不仅没有责怪陈寿,反而揭示出了陈寿的良苦用心,但是在正统观念上,却是与朱熹如出一辙,并未跳出其窠臼。

中国历史上的统绪传承,最为普遍认可的是中原地区正统观。三国鼎立时期,曹魏占据了中原地区和广大的北方,蜀和吴则各偏居一隅,如果抛开了仅以血缘关系论正统的偏见,以曹魏为正统实在是无可非议。陈寿尽管是出于时势所迫才作此布局,但无疑是记载了历史的真实。当时撰写三国的史书有许多,唯独他的《三国志》列为正史广为流传,本身就是对其史才、史德的最好肯定。

注释:

[1]房玄龄等:《晋书·陈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38页。

[2][清]潘眉:《三国志考证》,嘉庆十五年刻本,卷五,第3页。

[3][晋]陈寿:《三国志·魏书·王粲二刘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02页。

[4][晋]陈寿:《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61页。

[5]《裴子语林》原书已佚,今有清人马国瀚、王仁俊及鲁迅辑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历代笔记小说大观”丛书收录有王根林据鲁迅《古小说钩沉》校点的新本,关于陈寿索米的内容见《西京杂记》(外五种》2012年版,第110页。

[6]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卷六“陈寿论诸葛亮”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1页。

[7][清]黄恩彤:《三国书法》卷九,咸丰七年刻本。

[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07页。

[9][10][14][17][晋]陈寿:《三国志》附录,第1471页,第1473页。

[11]关于裴注引书数量,清代以来学者统计不一,本文数据依据陈垣《三国志注引书目》,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第七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331页。

[12]关于裴注字数,宋人晁公武、清人李龙官均以为注文字数为陈寿正文的“数倍”或“三倍”。但据今人崔曙庭根据金陵活字本统计,《三国志》为367,327宇,裴注为320,805字,裴注字数并不多于正文字数,但接近于正文字数。见崔曙庭《〈三国志〉本文确实多于裴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13][16][清]黄恩彤:《三国书法·序》,清咸丰七年刻本。

[15][清]钱大昕:《潜研堂集》卷二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00页。

[18][19][清]黄恩彤:《三国书法》,清咸丰七年刻本。

(魏伯河 济南 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 25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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