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鉴史问廉》有感
在中纪委十八届五次全会上指出：反腐倡廉建章立制要着重抓好4个方面的制度建设，一是要着力健全党内监督制度，着手修订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巡视工作条例，突出重点、针对时弊。二是要着力健全选人用人管人制度，加强领导干部监督和管理，敦促领导干部按本色做人、按角色办事。三是要着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最大限度减少对微观事务的管理，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公开审批流程，强化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四是要着力完善国有企业监管制度，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加强对国企领导班子的监督，搞好对国企的巡视，加大审计监督力度。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工作取得突出成效，正是对这四个方面制度严抓落实的结果。这也是我国历朝历代统治者为之努力的一个明确的治国方向，在许多朝代的历史中均有记载。
自汉武帝时期，人才的选拔实行查取制度，董仲舒设立孝廉科，要求地方官员按照才干、见识、孝顺等几个方面择优推荐，因而出现了像平民陈汤一样被举荐的武将，最终在郅支城一役中，打得匈奴全军覆没，为西汉和匈奴的战争划下一个漂亮的句号。科举制度在宋朝得以正式确立，设立之初即以其公平、公正而得到广大百姓特别是基层有志之士的拥趸。这种从用人制度上保持了政治上的廉洁性和公平性的科举制度一直在各个封建王朝推行，因而导致了“文人政治”的局面，出现了中国的文学家同时都是政治家的现象，从而为寒门学子的晋升提供了一个比较公正的渠道。甚至连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也实施了科举制度，并且打破常规，设立“女科”，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状元，也是唯一的女状元傅善祥。
汉武帝推出了异地为官的回避制度，并且这种制度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一种惯例。河南内乡县衙有据可查的自元大德八年到清朝末年，历任的180多位官员，无一人是河南本地人。宋代更是实施了以“避籍、避亲、避近”为主要内容的回避制度。
西汉同时推出了一项全新的、针对地方官吏进行监督的巡视制度，在全国十三个州每州委派一名刺史，加强了中央对地方官员廉政等方面的监察管理，有力遏制了吏治腐败现象严重、地方不执行中央命令、鱼肉百姓等不良现象。明朝在前朝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选拔清廉而又权重的大臣，委派为巡按御史，随时视察或定点视察民意，缓和了当时人民和政府之间的矛盾，解决了一些问题：如罢免 污吏、帮助平反冤假错案等。至今在民间戏曲里还有的“八府巡按”的角色，反映了百姓对惩治贪腐的期待。
自隋炀帝重建国家行政制度，设立“御史台”、形成完整的监察制度以来，监察制度在历朝历代几番变迁，但始终都是治理国家的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制度。唐朝设立的“谏官”职位，曾出现了魏征、宋景等一代可彪炳史册的一代名臣，流传下了“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千古谏言。宋朝皇帝则是亲自选任中央监察室，保证中央监察机构相对独立地行使监察权，大宋名臣包拯、司马光、范仲淹等人都曾经做过朝廷的“言官”，为完善大宋的自我修正、自我修复作出了突出贡献。
我国封建社会能够延续两千三百多年，应该说，监察和行政制度分离的政治制度是重要保证之一。
纵观史册，要想从根本上遏制腐败，逐步形成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的政治清明局面，只有从最根本的用人选拔制度上把好入口关，在干部使用上把好监察关，在监察制度落实上把好巡视关，在监察职能上把好“三转”观，才有可能把监察制度真正变为治国法宝、惩治腐败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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