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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写得再好也不足以谋生
诗写得再好也不足以谋生”
事实上，诗人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流行了。曾经月发行量54万本的《诗刊》，如今据说已经下滑到2．5万本。过去，有人调侃说，在北京扔一个馒头能砸到3个诗人，但现在，同样一个馒头，砸到的可能是老板或农民工。
大多数诗人也不再忍饥挨饿。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教授、小说家或者房地产老板。诗人唐晓渡是这个圈子里的活跃人物，但他接触到的诗人，几乎没有人以流浪为生。“人们意识到自己必须先稳定下来”，唐晓渡说，“不管是不是进入体制，他们生活都有一个重心”。
芒克曾经也是一个因为诗歌而贫穷的人。但后来他有了妻子和孩子，他开始承担起作为一个父亲、儿子、丈夫的责任。2004年，他开始画油画，“最初的动因也是钱。”
唐晓渡觉得，这些流浪诗人，有些时候或许是“靠幻觉来满足自己”，因为“一个人只靠写诗是很难维持生活的。”
如今，人们已经很难再遇到布罗茨基式的人物，可是在宋庄辛店村的这个农家小院里，你可以同时碰到两个——何路，和他的室友曾德旷。
和何路在同一个院子里挨饿的曾德旷，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小有名气。他因为诗歌而被称为“顾城的接班人”，但却因为做人，被一些认识他的人形容为“一个诗神附在了一个垃圾身上”。
“他经常蹭饭，不惹人厌，但惹人烦。”人们解释说。
他“很有才气”，曾经写下“清瘦的甲骨文在薄荷的香气中洗手／哽咽的珍珠，从大地的蚌壳中飞升”这样浪漫的词句。但“在他脸上可看不到任何唯美和纯真的表情”。文学杂志《芙蓉》的编辑们记得，这个黑瘦矮小的人总是在走廊里来回走，嘴里嘟囔着，“他们不会发我的诗，他们不会发我的诗。”他常常呈现“饿殍状态”，困了就和门卫挤在一块睡觉，或者干脆睡在杂志社走廊里。
去年西安一次笔会的开幕式上，曾德旷上台朗诵了自己的诗，当即被观众们追为偶像。
曾德旷想赚钱。他的诗集《经过多年以后》出版后，他将这本定价15元钱的诗集卖到100元一本，后来又抬到300元一本，最后“竟然还真卖出去了两本”。这样的好事不常出现。结果，5年以后，他仍然带着卖不完的诗集在各地流浪，有时也去美术馆和公园里卖唱，“和其他人一样，把帽子扔在地上，一天能赚七八十块钱，但常常被保安追撵。”
这时，距离他成名已有15年,他却从来没有过上安定的生活。这名“顾城接班人”毫不掩饰自己对他人资助的渴望。尽管他常常辩解自己“不算乞丐，因为诗人毕竟是有尊严的”，但只要开始聊天，他总是一直重复这句话：“我就是一个寄生虫。”
一个在重庆县城工作的朋友长期资助曾德旷的生活，“一个月100元，或200元”。他也乐于炫耀同学给他封的一个大红包，“2000元钱，人家也觉得艺术家不容易。”他还曾经以出诗集为名找到一万多元的赞助，“不过最后钱都花掉了”。
他羡慕大诗人里尔克，里尔克曾经被贵妇资助，有地方住，有一些钱过简单的生活。他幻想自己也会有同样的幸运，但这不现实，“中国诗人的地位太低贱了”。
他比这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坦白：“我不想劳动，我不想参加工作，我就想写东西。”不过，他已经不再写诗了，因为“写诗写得再好也不足以谋生，这条路太难走了”。3月20日，他与何路共同承租的这座小院即将到期，他决定回家，“再也不回北京了，也不写诗了。我不想再这样混下去了。宋庄不能给我希望”。
不过，何路还会留在这里，曾德旷觉得，这“或许是因为他在这能找到希望”。
一无所有的大人物
其实，自从何路病愈出院，他就已经成为宋庄的“明星”。“在床上躺了一个月，起来时就已经名满天下了，”他的朋友担心，“会不会像范进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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