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代公文沿革概述

时间：2023-12-09 15:35:08 赛赛秘书工作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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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代公文沿革概述

　　为了让写作爱好者较系统地了解我国历史上公牍的种类、用途及其演变情况，现以近人徐望之《公牍通论》中所列九十余种从三代到清末民初的公文体制为基础，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我国历代公文沿革概述，欢迎阅读。

我国历代公文沿革概述

　　我国历代公文沿革概述

　　应用文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晚清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大量三千多年前的刻有古文字的甲骨片，记载着殷王朝从盘庚东迁以来到纣王覆灭时二百七十三年间的政治（世系、王事、征伐），经济（年成、田猎），文化（祭祀、天时、旬夕）等方面的卜辞或记事刻辞，具有原始公务文书的性质。

　　六经之一的《尚书》，传说是孔子所编，收录了唐、虞、夏、商、周时代的典、谟、训、诰、誓、命，是记载政绩、告贺、教戒、进谏、受命、誓众、命令等方面口头或书面的文献，这是我国最早的公务文书和政论的汇编。

　　春秋战国时代，君臣上下之间的文书往来，一般没有严格的界限，大都用“书”。那时的书一般都用于政事，不象后来在私事往来中广泛应用。《左传》上记载了不少书的内容。如《左传》文公十七年《郑子家告赵子宣》，范文澜断为见于史传的最早的书体；又如成公七年《巫臣自晋遗子重子反》、襄公二十四年《子产告范宣子重币》等文书，都是极其警策的公文。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羽檄交驰，文书的应用己日见重要。《文心雕龙》所谓“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弭盛。”但由于以竹简木牍传书，沉重繁累，且难尽意，所以外交的往来，必须同时派善于辞令的舌辩之士为使节赍书前往，以口头补充君主所授之词命。《吕相绝秦》就是一篇记录魏相代表晋厉公出使秦国指谪秦穆公背信弃义的典型外交抗议书。

　　《论语》是春秋时期的一部少有的完整而可靠的记录文献，其中记录了孔子所述郑国外交辞令的制作过程，要经过拟搞、讨论、修饰、润色的工序（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说明先秦诸子对公牍撰写十分重视。

　　秦并六国后，规定了公文体制，改命为制，改令为诏，改书为奏、议。焚书以后，以吏为师传授法令文牍，公文从此趋向繁多的分类。

　　汉代继承和发展了秦代的公文体制，在秦代把书分为奏、议的基础上，又定为章、奏、表、议四种。据《文心雕龙》记载，章用于对皇帝的感谢恩典，奏用于弹劾揭发，表用于陈述下情，议用于讨论不同意见。还规定了密奏用封事，以及其它上行、平行、下行的各种文体如疏、状、白、事、露布、移、檄、教、牒等等。对于秘书人才的选拔，也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学僮年十七以上，始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岁终，赴郡试八体书，第一名要由郡守推荐给太史复试，合格后才能担任中书省史书令史）又因为大乱之后，典章缺失，儒士知古而不知今，不得不依靠文吏以理烦治剧。史书上说，当时文章气节之士，如陈蕃、李膺辈，多起于掾吏。光武帝曾下诏，要丞相考核官吏，凡不熟悉治业务、书疏不端正的，要连同推荐人一同办罪，这也是促使重视吏治的原因。汉代的公文体制较前代逐渐完备，连文件尺寸、起首和结束语的写法及行款数目，具名姓的等级规矩，都有明确的程式。还规定了以封囊的颜色来区别文件缓急程度，如平件用青色，急件用赤白二色，密件用黑色。

　　汉代很多文牍出于名儒硕彦之手，但有些教令议论过高，似是而非，不切实际。如曹褒敕吏勿杀盗徒，甘以身坐全其性命；法雄禁捕虎狼谓仁义可以感化，后人讥为迂阔之论。而孔融高谈教令，“辞气温雅，可玩而诵，论事考实，难可悉行”（《三国志?崔琰传》注），这也说明公牍开始走向虚名无实，追求词藻的歧路。魏晋六朝文书，名目上虽然也有所兴革，但基本上仍承袭旧制，变化不大。六朝时由于文、笔之分，有能为表奏收檄而不能诗文者，也有诗文造诣极深而不能为记室参军之职的。社会上一反汉代故常，形成重文章轻笔札的风气，以致记室人才难得，公牍也深受当时文章雕绘藻饰的影响，所谓“挹之无穷，按之无实”，浮文满纸。台阁重臣十之八九不能动笔。《魏书王肃传》注说：“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魏志?王粲传》注引《典略》说，象锺繇、王朗这样的卿相，连朝廷奏议都“搁笔不能措手”。《文心雕龙》指出了公牍是“艺文之末品，政事之先务”，说明好文人轻视公牍，而又不得不在重要政务上小心应用公牍的矛盾，这种现象在后来历代差不多都存在。

　　历代公文发展

　　公文即公务文书，是指国家行政机关行政管理系统中形成的机关应用文。公文是伴随着文字的出现、阶级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应运而生的。

　　初始的公文种类较少。西周春秋时期，下行的王命文书主要有“诰、誓、命"几种，各诸侯国及其官吏之间的平行文书，也只有“檄文”和“移书”等，而臣下向国君陈述自己见解的则用“上书”。后来，由于国事的繁杂、礼仪的周全，加之封建等级观念的森严，公文种类逐渐膨胀起来。上对下的公文发展成为“制、诏、策、册、敕、教、令、谕、符、檄、旨”等一二十种；下对上的文书，秦时尚只有“奏”（上书）一种，两汉时期又增加了“章、表、驳议”三种，后来又繁衍了“碟、申、启、呈、笺、题、状” 等；平行文则增加了“关、敕、咨、照会”等多种。这些文种名目虽多，但不少是大同小异的，有的则可互相代替。如“启”就是和“表”、“奏”同类的文种，刘褴在《文心雕龙·奏启》中说：“晋来盛启，用兼表、奏。”

　　辛亥革命后，南京国民临时政府颁布了第一个公文程式条例，废除了几千年来封建王朝使用的“制、诏、敕、题。奏、表、笺”等公文名目，明令规定采用“令、咨、呈、示、状”五种公文名称（另有“公函”、“‘布告”），并指明用途，这就使公文向简化、适用方面向前迈了一步。但是，由于辛亥革命反封建并不彻底，因而在公文的确定和使用中，仍免不了封建主义糟粕，如虚伪欺诈、连上骄下的恶习以及形式主义、文犊主义等等。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期间，更变本加厉，公文程式一度出现向封建帝制时期倒退的现象。1914年5月26日，北洋政府第二次修改的公文程式规定，大总统的公文有“策令、申令、告令、批令”等，这些名称都是仿照古代的叫法。袁世凯称帝失败后，1916年7月公文程式进行了第三次修改，恢复南京临时政府原定的公文程式，并细化了公文种类，由原来的7种增加到13种，即：大总统令、国务院令、各部院令、任命状、委任令、训令、指令、布告、咨、咨呈、呈、公函、批。1927年8月 13日，公文程式进行了第四次修改，明文规定公文种类有：令、通告、训令、指令、委任状、呈、咨、咨呈、公函、批答共10种。

　　1928年6月11日，公文程式第五次修改，取消了“咨呈”，将“通告”改为“布告”。1928年11月15日，公文程式第六次修改，又基本恢复了南京国民临时政府首倡的公文程式，只是把国民依法对政府陈述意见的“状”，从公文种类中取消，其他依旧。此后，国民党政府机关的公文，大体沿袭了国民临时政府首倡的公文形式。

　　公文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有学者认为：“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公文改革的根本动力。历史上，每个王朝、每个政权在建立之初，为了理顺政权机构内部各组织间的关系，为了发展生产、稳定政权，实施有效管理控制，就必然对公文这一管理工具作些改革调整。”即随着政权的更替，统治者实施社会管理的需要是公文改革的根本动力。这种说法有相当道理，但如果从公文改革和发展的历史长河看，将社会管理视为公文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性的动力是值得商榷的。

　　社会管理，包括决策、计划、指挥、协调、控制等，都是属于国家的意志、统治者的意志．这是属于精神的东西，它确实是公文改革和发展的动力。历史唯物主义是充分肯定“精神动力”的，但它不停留在这一点上，还要进一步弄清“动力的动力是什么”。恩格斯说得好：“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

　　那么隐藏在社会管理需要背后的动因是什么呢?就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的运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作用生产力，两者构成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政治的上层建筑（即政治、法律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组织与机构）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即宗教、艺术、哲学等观点和学说），并要它为自己服务，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总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既是统一的，又是对立的，它们是对立的统一，在矛盾中发展。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物质生活的方式制约着整个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社会管理是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范畴，社会管理的需要推动公文的变革，其根本原因在于为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发生变革所引起的。所以公文变革的“动力的动力”不是社会管理的需要，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发展的结果。只要我们坚持唯物史观，就不难看出，中国绵延数千年的公文的变革和发展，从公文内容到形式、从公文的组织机构到制度、从公文文种到格式、从语体风格到时代文风，其根本动力都是植根于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社会形态的演变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人们的观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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