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再审制度中的问题

民事再审制度中的问题

民事再审程序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不同于一审、二审的特殊程序，是一种救济程序，是维护司法公正性的有力保障。再审事由在整个再审制度中具有枢纽和核心作用，它既是启动再审程序的钥匙，又是维护生效裁判既判力的安全阀。我国的再审事由几经修改和完善，为维护司法权威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的法治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本文就再审制度、再审事由的相关问题就行了研究，分析了我国现行再审事由存在的缺陷、原因，并就我国的现行再审事由的相关立法、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我国民事诉讼二审终审体制的困惑

在我国实行的是二审终审，但在立法上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和救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设置了再审的制度，由于我国再审的启动和再审的事由存在一些缺陷，导致了诸多的民事案件在实际上是一审三审，甚至是多审，不仅造成了当事人的诉累，也给法院的审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不利于司法资源的最大利用和提高司法效率，势必加以改革。为了更好的维护司法权威和现行的二审终审制，当务之急是对我国民事再审的启动机制进行规制，也就是说对我国民事再审事由进行科学的合理的加以规定和完善，从而最大限度的兼顾司法公平与效率。

二、域外借鉴：国外相关立法规定及其启示

当今世界法治国家存在两大法律体系即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大法系各有特点，各自在不同的国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我国应该在继承优良法律制度的同时，也应借鉴和移植两大法系合理的、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律制度。我国民事再审事由虽然几近修改，但还是不能完全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不能完全与世界法律制度接轨，势必还需发展、借鉴和完善。

大陆法系的民事再审。大陆法系国家的再审程序，就本质来说是再审之诉，其旨在对当事人受到的欠缺正当性的生效裁判损害的私权利益提供一种特殊的救济手段，在制度上设计的共性存在于该程序的发动以当事人诉权为基础，通过请求有关法院撤销原判决，并且重新审理获得新的判决，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再审之诉特点在于，当事人对于已生效判决的正确性如果表示怀疑，并向法院申请再审，则法官仅需对当事人的申请是否满足法律所规定的再审程序启动的条件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如果申请能够满足法律所规定的各项条件，则法院必须启动再审程序，法官无权自行决定是否受理再审之诉，也无权对案件的实体是否正确进行审查。

英美法系的民事再审。英美法系国家虽然对法院作出的错误的生效判决设置了一定的救济程序，但与大陆法系的再审之诉相比之下有所区别，其纠正裁判错误的制度规定也较为简单，大多体现在判例之中。在这些国家的法律理念中，更为重视法院生效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的维护，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实质上是借助对瑕疵生效裁判进行再审或者救济的程序，从对当事人合法权益予以特殊救济的角度，而不是从对法院裁判予以监督的角度设置相应的再审程序的。[1]

三、理论思考：我国民事再审事由的内涵再认识

民事再审事由就是指法院决定对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的案件重新或再次审理的事实和理由。[2]民事再审事由是一种法定的事由，是再审制度构建中的基本环节，被视为启动再审程序之门的钥匙，具体而严格。就一般而言，民事再审事由被认为是原裁判存在的瑕疵，正是因为原裁判存在着无法治愈的瑕疵，所以才导致通过再审，宣告原裁判无效。理论界的大多数观点认为，民事再审事由又分为实体性再审事由和程序性再审事由。所谓实体性再审事由是指在原审裁判中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损害了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诉讼实体公正性而能够提起再审的错误情形。程序性再审事由是指原审裁判严重违反诉讼程序，损害了当事人的基本程序权利和诉讼程序公正性而能够提起再审的错误情形。[3]“所以，民事再审事由对当事人来说是打开再审之门的钥匙，然而对于法院却是一道确保生效裁判不被轻易推翻的安全阀”。[4]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民事再审事由进行了具体的规定，有其自身的特点，概括起来可以归纳成事实类再审事由、程序性再审事由、法律适用类再审事由和违反职业道德类等四种，这四种再审事由形成统一的整体，构成了独立的体系。

四、立法实践：我国民事再审事由的立法修改及实践成效

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再审事由虽然在立法上有明确的规定，但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不断地进行了调整和完善。198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虽然对民事再审的事由做出11项较为简单的规定，但对司法实践的指导性不强;而1991 年的民事诉讼法对民事再审事由的规定比较粗糙和模糊，对于具体的司法实务缺乏可操作性;2008年4 月1日实施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民事再审事由的规定较从前有了很大的突破，将再审申请的事由范围进行了拓展，由原来的 5 项增加到了13项，这样操作起来相对比较方便;将以前的因证据而申请再审的规定进行了扩展，从原来的2项增加到了5项;将以前的违反法定程序的范围进行了细化，并做出了新的突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七)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八)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九)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十)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十一)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十二)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十三)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或者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此次的修改，可以说，使得现行法律关于民事再审的法律规定是较为详细具体的，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保证法院确有错误的生效判决能够得到及时的纠正，最大限度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大可能的追求法律事实和案件事实的统一。对于维护法院裁判的确定性、稳定性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再审难的压力，出现了民事再审案件立案审判逐年下降的趋势，下面以对某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案件的统计数据为例加以证明。

尽管如此，民事再审案件在该中院的数量虽然有所下降，但所占比例还是很大，并且再审案件的种类相对集中，维持原审判决的比例有所上升，再审改判的比例有所下降，说明了提起再审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准确性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民事再审事由还存在诸多不足，基于同样的事实以同样的理由申请立案再审，使一案多次再审的情况时有发生，反复审理判决。

五、实践困惑：我国民事再审事由存在的缺陷

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中民事再审事由虽经几次较大的修改，在维护法院生效裁判的稳定性方面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便于较好的操作，但仍然不能很好地解决“申诉难”和“再审难”的问题，还存在突出的缺陷与不足，不能最大限度的实现法律事实和案件事实的完美结合，也难以达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高度统一。

(一)立法指导思想的缺陷。“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路线，我国无论是立法工作还是执法工作，都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所以我国的民事再审制度确立的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要求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必须认真严谨遵纪守法，如果发现某一环节的不合法导致生效判决的错误，那么必须对案件进行再审，以达到纠正错误从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及维护司法的公正性。但是，基于各种原因，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不断变化性，要使每个案件达到绝对的完全的正确是不太现实的。如果我们过分强调法院裁判的绝对正确性，其实质上是忽视了法律本身所追求的公平与效益的平衡，法院对案件作出的判决如果已经解决了案件双方当事人的纷争或者说已经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那么因为中间一点环节的纰漏(这种纰漏对当事人的权利无丝毫影响，或许也为当事人所接受)而导致案件被重复再审，不但浪费了司法资源，也会造成案件当事人的负担，于社会、法律、当事人都无裨益，这样的后果必然是导致司法的权威性受到损害，司法的稳定性遭到破坏，最后偏离了法律应该发挥的功能，背离了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宗旨。

(二)规定过于宽泛。再审事由的有些表述不够准确、合理，很难达到立法的初衷;再审事由的规定过于笼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实践操作的可行性难。关于何为“确有错误”和“确有错误”的标准是什么，虽然2008 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0 条规定：申请再审人提交下列证据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新的证据”：(一)原审庭审结束前已客观存在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二)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在规定期限内不能提供的证据;(三)原审庭审结束后原作出鉴定结论、勘验笔录者重新鉴定、勘验，推翻原结论的证据。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供的主要证据，原审未予质证、认证，但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应当视为新的证据”。从某种程度上说，该规定对“新证据”的范围作出了规范和合理补充，对法院司法和当事人申诉有较大的积极意义，但在司法实践中，对“新证据”的范围过于宽泛，以至于各地法院在审查再审事由时都“严格恪守”自己的标准，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往往法院为了某种种种考虑，把不该立案再审的案件立案再审，把应该要立案再审的案件拒之门外，例如，现在党的指导思想是稳定压倒一切，有些当事人抓住这些，钻法律空子，无理闹访，缠访，闹的法院不得安宁，法院往往为了避免影响和其他的考虑对其案件立案再审，一个案件再审多次也屡见不鲜。而有些老实的当事人，经过长时间的申诉，既使有法定理由也很难得到立案再审。长此以往，必将有损于法律的统一适用，司法实践中，法院也很难坚持原则和法律。所以，法定的再审事由应该更加具体化、细致话、明确化，便于法院操作和当事人正当、正确、合法的行使权利。

(三)民事再审事由设计理念滞后。长期以来，我国民事诉讼再审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更趋向于追求案件的实体公正，而忽视了程序公正对案件的独立价值，程序的不公正，实体也很难保证公正，在这种立法理念指导下，使得我国诉讼的效益一直得不到保障。“民事再审制度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在裁判生效后对当事人权利进行特殊救济，诉讼的效益对当事人来说是最大的公正。我国再审事由在追求实体公正的理念下缺乏必要的限制，导致再审诉讼效率低，不必要的再审被一再地启动，造成了当前再审制度的种种弊端。”，[5]要想使我国的民事再审制度更好的发挥作用，民事再审事由的设计理念必需更新和改革。

(四)民事再审事由可操作性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再审的事由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是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而对于什么情况属于确有错误，我国的法律从未进行过明确的规定。将确有错误作为法院决定再审的事由，过于宽泛、原则，等于没有对其进行限定，司法实践中缺乏明确的操作标准，其判断权完全属于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往往容易导致司法权滥用。由于法律对于确有错误没有明确的标准，当检察院就某一案件向法院提起抗诉的时候，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就很容易与法院产生不同的观点，即使勉强抗诉立案再审了，其结果往往也是走走过场，维持原判。此外，再审立案审查应该只进行第一阶段的审查，即对案件的形式要件以及再审事由是否真实存在进行审查，避免先入为主，如果在此时已经能够确认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就等于在审判之前已经定性，就要进行改判，使人产生一种立案了就会改判的错误判断，对法院的审理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法院对案件的审理也就变成了一种形式，违反了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由于操行性差，理解上的偏差，导致法院的再审案件立案、审理的难度加大，出现了大量的一个案件几度再审情况的发生。往往是一个案件事实并不很复杂的案件，经过了多次的再审还没完没了，这种说明了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再审事由的操作性是很难把握的。在司法实践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则是认为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或者认为法官在态度或言行上偏袒对方当事人而申诉或申请再审的，据统计，在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年度当事人申请再审立案的案件150件，而立案再审的则只有50件，其中没有立案的大部分都属于这种情况。

六、探索出路：我国民事再审事由的完善

从世界各国的法制史看，无论司法制度多么发达的国家，由于主客观因素影响，裁判民商事纠纷案件,要避免错案是不可能的，因而需要再审程序予以纠错，尤其是两审终审制国家。尽管再审制度还存在很多的缺陷，但废弃之在当下是不可能的，只能加以不断的改革和完善。我国民事再审事由的完善，必须从民事再审事由的设置理念出发，平衡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协调诉讼的公正性与裁判的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平衡法律事实和案件事实的关系，平衡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改革过去那种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指导思想，正视再审制度对裁判稳定性的需求，并据此对再审事由进行重构。完善我国民事再审事由应该坚持有限性和为当事人提供特殊救济的原则，“我国与西方国家在民事诉讼制度设计上是不同的，我国不同于西方国家采用三审终审制，我国采用的是两审终审制，基层法院负责受理和审判大多数案件，但是有些具体制度的设计忽视了对当事人诉权的保护。因此，需要将对当事人进行特殊的救济的理念引入再审事由的设计中去，这不仅是正当的，也是紧迫的”。[6]

(一)树立“以实事求是为基础的限制性纠错”的指导思想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有关再审程序规定的立法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但是大部分法律学者和民众认为“有错必纠”的指导思想过于极端，虽然秉承此种思想是力求使案件的审判做到绝对公正，但是有些时候却无法兼顾到效益原则，它与司法工作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并不完全相融合，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由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及当事人证据的收集与提供等因素，想使判决达到毫无瑕疵几乎不可能，如果不管此种瑕疵是大是小是轻是重性质如何，一律启动再审，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不但给法院的工作带来负担，也为当事人造成困扰和诉累，不符合法律的基本原则，也不符合诉讼程序的定纷止争原则，更不符公平与效益兼顾原则。另一方面，过于频繁启动再审程序，对司法权的权威也是一种很大的损害，所以，要完善民事再审事由，首要任务是确立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把“有错必纠”改成“限制性纠错”，将会更符合我国民事诉讼特点，有利于贯彻“公平兼顾效益”原则，实现司法裁判的稳定性和当事人最大限度的合法利益的保护。限制性纠错就是要在权衡利弊的情况下进行合法的取舍，并不是对生效案件采取苛求的态度去对待，而是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小，对有些有瑕疵而又对当事人的利益无损害，社会关系已经相对稳定的案件就没有必要去纠所谓的“错”了。但是，对那些明显错误，明显损害当事人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应当坚决的予以纠正。

(二)民事再审理由的设置应该是平衡多种利益冲突

首先，民事再审事由的设置应与法律的既判力相协调。再审程序是为了对错误的生效裁判进行纠正，是法律对当事人特殊情况的非常救济手段，而法律的既判力要求维护法院的权威，保护生效裁判的终局性和稳定性。“从形式上看，再审程序与法律的既判力存在冲突，似乎无法对案件的真实性和裁判的稳定性进行平衡。但实质上，维护法律的既判力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裁判的公正性，再审制度也是为了实现裁判的公正性，二者在本质上是协调统一的”。[7]现代法制下的再审制度，应受到既判力的约束，又要对司法错误进行有限的纠正，限制再审的肆意启动。因此民事再审事由设置的理念应与法律的既判力相协调，既实现再审特殊救济的目的，又达到维护司法裁判稳定性的要求。其次，民事再审事由的设置应平衡法律事实和案件事实的统一。法律事实是指诉讼中所呈现的并最终为法院所认定的事实，是经过由证据法、程序法、实体法调整的、重塑了的新事实。这种事实是经过法官认定的在其内心形成确信的事实，也称为确信真实。案件事实是指已经发生并客观存在的案件本来面目的事实。一般来讲，法律事实和案件事实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案件事实是法律事实的基础，法律事实是案件事实的再现或者反映，法律事实必须以案件事实为最求的目标，最大限度的还原案件的真实情况，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两者可能会不一致，导致了法院的生效裁判遭到质疑。所以，在设置民事再审事由时，要充分考虑两者的矛盾性和统一性，平衡利弊，以最大限度的维护法院生效裁判的权威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民事再审理由应体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平衡

我国旧民事诉讼法由于遵循有错必纠的指导思想，过于追求案件的实体正义，在对民事再审事由的设计上也体现出对于实体绝对真实的追求，忽视了对程序正义的保护，其结果就是以实体错误作为错案的判断标准，导致了再审的肆意启动。[8]民事再审事由的设计，要考虑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法院的裁判一旦生效，就应当具有权威性，只生效裁判存在足以损害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程度时，才能启动再审程序。也就是说再审事由必须具有重要性，而且要有适当的程序理由和合理的实体理由。

(四)民事再审理由要满足司法公正和效率的本质要求

司法公正是现代法制追求的终极目标，法院对于社会纠纷的裁判也是以司法公正为标准，然而片面强调司法公正，而对司法的效率不加考虑，就会导致失去平衡的社会关系无法尽快恢复稳定。[9]因此再审事由的设计应合理平衡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屏蔽掉不必要的再审，使真正需要再审的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充分发挥再审制度的补救功能。

(五)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司法经验

我们不但要充分利用本土资源和具体的司法实践经验，同时还要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成果来完善我国的民事再审事由。“以德国为代表大陆法系国家的再审事由都规定的较为具体、明确、易于操作和执行，如此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再审程序启用的规范性”，[10]德国在规定再审事由时对维护判决的稳定和对当事人权利进行必要的救济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考虑，我国是成文法的国家，在法律制度上受大陆法系的影响很深，借鉴以德国为代表的民事再审事由制度将大大有利于我国民事再审事由的发展和完善。

(六)取消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的事由

我国长期把“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作为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导致了在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中赋予法院可以依职权对生效的裁判提起再审的权力。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理论上，法院具有司法的被动性和中立性，诉和审相分离才符合现代法治的精神，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的弊端很多，根据现有法律的规定，法院启动再审几乎没有受到制约，这样就容易导致权力被滥用，给某些人以权谋私开启方便之门。在实际的司法过程中却极少有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法人，就以某市中级人民法院近三年的统计来看，没有一件再审的案件是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使得立法和司法脱节，形同虚设，在该中院下辖的区法院里，有一件是法院依职权提起的，但也是当事人申诉后被驳回，到处上访，闹访，没有办法法院提起的，后来再审后的结果也是维持原判。就有些案件而言，即使存在某些瑕疵，但时过境迁，双方当事人也接受了，矛盾也化解了，社会关系稳定，或许当事人在也就没有放在心上，如果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势必重新引发矛盾，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性。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逐年大幅度增加，司法资源短缺，法院也很少有时间和精力去发现错误，即使发现了错误，往往也会因考虑自身形象，不会主动去纠错。“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不仅在于我国司法资源短缺，更是因为人类有掩盖自身错误的倾向”[11]所以说，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符合法治发展的要求，社会效果差，加以取消既合法合理，又合实际。

(七)增加案外利害关系人提起再审的事由

在我国现行立法中，案外人提起再审是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出现生效的裁判涉及当事人之外的其他人的利益，当这种利益对案外人产生不利影响时，案外人怎样去救济不仅是理论需要研究的问题，更是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在我国澳门地区民事诉讼法典第664条至669条就专门规定了基于第三人反对而提起的再审之诉的立法经验，可供我们借鉴。司法讲公正，不仅仅是对案件当事人公正，对社会也亦公正，如果一份生效裁判即使对当事人非常公正，但损害了案外人的合法权益，也就是不公正的。法律不仅仅保护相对人的的合法权益，相关人的合法权益也要加以保护。因此，在以后的立法修改中，可以增加案外利害关系人提起再审的事由，“赋予受到生效的错误裁判不利影响的案外人提起再审之诉的权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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