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收入分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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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收入分配制度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收入分配逐步呈现出比例失衡、差距拉大的趋势，收入分配领域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与我国的基本国情、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但更主要的是由于收入分配及相关领域的体制改革不到位、政策不落实等制度性因素造成的，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打破体制机制障碍，进行制度创新。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

[关键词]收入分配;制度障碍;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014.4;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6-0044-05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收入分配是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成就，但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也日益凸显。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在“十二五”以及更长的时期内，能否着力缩小不合理收入差距，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取得新突破，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这不仅是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的根本举措，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更是体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本质的必然要求。

一、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推进，经过3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基本确立，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框架初步形成，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实践证明，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是与基本国情、发展阶段总体相适应的。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受改革不彻底、制度不健全、调控不到位等诸多因素影响，收入分配呈现出比例失衡、差距拉大的趋势，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的矛盾，收入分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明显失衡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收入分配格局基本上是合理的，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居民收入、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现象。

1.国民收入不断向政府和企业集中，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持续下降。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明显慢于GDP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据统计，2001-2010年的10年间，GDP年均增长速度10.48%，比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速度9.68%快0.8个百分点，比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速度7.49%快2.99个百分点;同期财政收入年均增长速度为21.39%，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速度的2.21倍，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的近3倍。[1]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从1995年65.87%下降到2010年的53.35%。而企业的收入比重从9.88%上升为15.82%，政府收入比重从24.25%上升到30.48%。[2]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中分配比重的快速增长，一方面挤压了居民收入增长的空间，阻碍了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政府和企业积累的大量财富重新转化为投资，政府没有承担起相应的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职能，从而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进而抑制了国内需求。

2.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据统计，从1996年到2007年，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而同期的资本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21.2%上升为31.3%。[3]与此同时，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也从1990年的15.8%下降到2006年的11%，不仅大幅低于同期发达国家50%以上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达国家在与我国相似发展阶段的水平。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比重和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比重的下降，直接导致了我国居民消费率由2000年的46.4%下降为2010年的33.8%，10年下降了12.6个百分点，也使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相应发生了较大变化。据统计，在同期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中，最终消费的贡献率已从2000年的65.1%下降到2010年的36.8%，下降了28.3个百分点，而投资的贡献率则从2000年的22.4%提高到2010年的54.0%。这种变化趋势，表明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不是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协调拉动。

(二)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扩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居民总体收入差距扩大。基尼系数是测量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从我国基尼系数来看，1978年我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大致为0.21-0.24，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大致为0.16-0.18，说明当时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基本上呈现一种平均主义的趋向。2000年我国基尼系数扩大为0.417，首次突破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据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近10年来首次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0.491峰值后逐年回落，2012年为0.474。抛开对这一数字准确性的争议不论，即以0.474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相比较，也能反映出收入分配不合理之严重。况且，近十几年我国基尼系数一直处于0.4以上的高位，差距之大不仅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未见，在世界上也是几个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另外，以全国居民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和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来衡量，其人均收入差距亦达23倍。[4]

2.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晴雨表。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一直是我国收入分配领域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比较来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逐年扩大。1985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人均纯收入的1.86倍，2007年扩大到3.33倍的历史高位，2008年城乡收入绝对差距首次突破万元。从分组数据看，2008年城镇居民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低收入户的5.7倍，农村高收入户人均纯收入是低收入户的7.5倍，而城镇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则是农村低收入户人均纯收入的23.1倍。如果再加上城镇居民的住房、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享有的国家补贴，实际差距还将更大。另外，根据收入差距贡献分解，城乡收入差距对全国收入差距的贡献率约为48%，我国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城乡收入差距。[5] 3.地区间收入差距仍较明显。据统计，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东、中、西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1.1∶1∶1.01扩大到2007年的1.46∶1∶0.9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1.09：1∶0.91扩大到2007年的1.52∶1∶0.79。2010年，收入最高的上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838.1元，收入最低的甘肃仅为13188.6元，绝对差距达18649.5元，前者是后者的2.41倍。农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上海13978元，最低的甘肃是3424.7元，前者是后者的4.1倍。[6]

4.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1978年我国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比是1.38∶1，到2009年扩大到4.70∶1。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其中，收入最高行业中的证券业职工平均工资是收入最低行业中的畜牧业的15.93倍。[7]2009年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中，证券业平均工资为17.21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倍，其他金融业人均平均工资8.767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1倍，航空业人均平均工资7.58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6倍，在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垄断行业，职工人数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三)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

隐性收入、灰色收入及不法收入的大量存在，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严重地恶化了收入分配关系。突出表现为：一是公务员及企事业单位工资制度不规范，补贴、津贴、奖金、实物分配等制度外收入名目繁多，没有得到有效约束;二是国企高管职务消费很多采取实报实销的形式，不受约束，弹性空间很大;三是非公企业职工工资水平的确定随意性很大，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督和约束;四是部分领导干部利用权力寻租的问题时有发生，投机行为盛行，腐败现象层出。

二、我国收入分配存在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问题的原因十分复杂，是由多种主客观因素决定的。一方面与我国的基本国情、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目前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区域之间发展条件差异大，城乡二元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不同行业由于资源禀赋、技术进步程度等原因，生产率水平也参差不齐。由此导致的城乡、地区和行业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和阶段性特征。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及相关领域的体制改革不到位、政策不落实等则成为最为根本的原因。长期以来，制度性因素在收入差距扩大的过程中起支配性作用，许多制度方面改革还远未到位，制度性障碍的存在是主要的，也是主导性的原因。

(一)企业、劳动者和政府三方博弈的有效均衡机制缺失

在我国总体上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的条件下，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和权益如何得到保障?这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的一大理论难题，在具体实践中需要一系列制度设计来保障，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在我国现行企业产权制度安排下，普通职工一般不拥有企业利润分配的参与权和分配权，成员缺乏组织化开展集体工资福利谈判的内生性均衡机制，协调劳资关系的有效机制缺失，必然导致劳动者在三方博弈中利益受损成为普遍现象。

(二)城乡二元结构制度缺欠

我国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已成为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制度因素。一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问题凸显。作为传统计划经济产物的户籍制度，自1958年实施以来，造成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城乡分治的二元格局，导致农民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住房等诸多领域不能享受与市民同等的权利和报酬。二是农村土地制度缺失。在现有体制下，受我国实施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的“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限制，城市为获得计划指标之外的建设用地指标，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用地需求，其主要方法是通过征收农地并将之转换为非农建设用地。这既可以让城市获得更多的用地指标，又可以让农民分享因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居住环境，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但由于目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缺失，导致这种政府主导的征地运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剥夺农民、损害农民利益的问题。如政府单方面制定拆迁补偿标准，农民基本缺乏谈判权以及没有考虑农民意愿的强制拆迁和集中居住等，使得农民虽然拥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但土地征用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却大量转化为政府财政收入，农民无法分享土地非农化的增值收益，农民的土地财产收益被严重侵害。三是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使得政府长期以来对农村教育、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投入严重不足，削弱了农村居民公平参与竞争并获取平等收入的能力。

(三)国有垄断行业现行分配制度不规范

由于国有资本收益分享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导致国有垄断行业凭借行政力量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并转化为企业内部职工的高工资、高福利，造成了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职工之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调节和控制一些垄断行业及特殊群体的过高甚至畸高收入，已成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不合理收入差距的重要内容。但由于这部分人已形成既得利益群体，且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和较多的社会资源，已成为推进改革的最大阻碍，这也正是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历经十年坎坷的根本原因，预计未来还会成为改革实施过程中的掣肘因素。

(四)收入分配调节制度不健全

作为收入分配调节手段之一的税收，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尚未有效发挥。一是税种设计不科学，调节手段单一，目前对个人收入的调节主要依靠个人所得税，其它对个人收入分配有重大影响的税种严重缺位，特别是财产税制不健全，遗产税、赠与税等反映社会公平的税种缺位。二是个人收入所得税存在着制度欠缺，如抵扣标准没有考虑纳税人赡养人口多寡、婚姻家庭状况、健康状况以及地区差异等，偏离了缩小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公平的方向，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另一重要手段的社会保障，目前保障体系不健全、不完善。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虽然逐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体系，对缩小贫富差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总体上来说仍然存在着社会保障水平低，保障制度碎片化，不同社会群体享有不同社会保障待遇，不可流转和不可接续等一系列问题，不仅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相反却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此外，作为收入分配调节手段的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的激励机制、管理机制、监督机制等还不健全。三、收入分配制度的创新与完善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面临着重重障碍和困难。加快推进这项改革，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出发，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的战略部署，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收入分配结构和制度，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矗

(一)健全完善劳动者、企业和政府之间分配的有效均衡机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两个比重”，实现“两个同步”

1.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调整资本要素所得和劳动要素所得之间的比例关系，关键是深化工资制度改革，建立劳动者报酬保障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体现分配公平，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一是要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确保职工工资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企业利润的增长而增长，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政府必须发挥对企业工资增长的指导性作用。二是要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建立由雇主、职工和工会三方共同参与的工资集体协商谈判制度。三是要适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确保最低工资标准能够随着经济增长适时得到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不仅要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还要保障劳动者及其子女的教育费用，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四是要建立工资的支付保障机制，防止工资拖欠问题的发生。

2.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调整政府、企业和居民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加大国民收入向个人倾斜的政策力度，除了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加劳动收入外，还要做到：一是要逐步提高扶贫标准，使之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以切实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二是要逐步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扩大低保对象的覆盖面，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三是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一是对不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垄断行业，加快开放准入门槛，进一步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二是将垄断企业工资增长速度控制在适度范围，不仅要与自身企业经济效益挂钩，还要考虑社会总体工资水平的增长幅度，实行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调控。三要完善垄断企业资本收益的收缴和使用办法，扩大国有资本收益上交范围，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交比例，“十二五”期间在现有比例上再提高5个百分点左右，新增部分的一定比例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四要合理确定管理者与职工收入的比例，对行政任命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水平实行限高，推广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缩小国有企业内部分配差距，高管人员薪酬增幅应低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幅;对非国有金融企业和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发挥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和股东大会在抑制畸高薪酬方面的作用。[8]

(三)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实施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大幅度降低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户籍门槛，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并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重点解决举家迁徙及新生代农民工落户问题，加快推进新进城农民工及家庭与原城市居民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四)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财产性收入差距，农民最重要的财产就是土地。为此，需要尽快承认与保障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物权性质，使农民更多地分享土地非农化增值收益等财产性收入。为此，在坚持和完善现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全面开展农村土地财产权登记颁证工作，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使农民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改革以宅基地为主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制度，推进宅基地流转、置换方式的创新，让农户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等。

(五)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要推进城乡教育机会的均等化，从源头上缩小收入差距，要千方百计扩大就业渠道，促进就业机会公平。通过提高城乡居民在教育、就业、基础设施、公共卫生、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六)健全和规范收入分配调节制度

1.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财税调节力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扩大财政转移支付，向低收入者和经济落后地区倾斜，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为此，政府在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还要完善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监督管理，提高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政府还可以通过完善税收手段加大对高收入者收入水平的调节。为此，要完善个人收入所得税制度，推进分类征收与综合征收相结合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制度建设。此外，在完善房产税等现有财产税的基础上，还应适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社会保障税等。同时，还要加强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堵塞税收漏洞。

2.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要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标准和社会统筹层次，着力解决不同群体社会保险待遇差别过大问题。大力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发挥慈善组织在社会安全网中的重要补充作用。

(七)加快建立和完善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配套的基础制度

鉴于当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础制度缺失，理顺收入分配秩序的难度较大。为此，还应加快建立和完善居民财产收入登记制度、公务员财产收入公开与申报制度及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法律制度等基础制度。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2]马晓河.跨越陷阱的战略选择[J].财经年刊：2012预测与战略，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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