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田亩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 - 简介

天朝田亩制度图册

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天朝田亩制度》

中国历来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大国，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关系历代政权的兴亡治乱和社会经济的繁荣衰替。唐代均田，故有贞观、开元之治;明初裁抑豪强地主，因而国富民殷。反之，如土地集中于巨富官绅，农民失所流离，则生产力遭到破坏，莫不酿成大规模农民起义。在封建社会中，农民是主要的生产者，土地是他们进行生产的命脉。农民要求获得土地，以平均地产为核心的平均主义思想，是他们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反映。宋代钟相等人提出“等贵贱、均贫富”;明代李自成以“均田免粮”号召农民起义;降至清咸丰初，洪秀全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将农民平均主义思想制度化，从而发展到了最高峰。平均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有着它的演变过程、不同的历史作用和利弊。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期，它是落后的、倒退的和反动的。但是，在反对封建地主所有制，打破封建大地产对农民的桎梏中，它不仅是一面鲜明的旗帜，而且是进步的和革命的，因为它起着推动生产力发展，解放生产力的历史作用。此制度是太平天国的一个基本制度，保障了人民的权利。

《天朝田亩制度》 - 历史背景

《天朝田亩制度》产生的经济背景

《天朝田亩制度》是历史的产物。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对立物。清朝中叶，土地已高度集中，过去王瑛已有专文论证(王瑛：《太平天国前夕的土地问题》，见

《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三卷，第一期。)，本文只补充一些地方的材料。关于清代田赋之重且不均，本文则列证论述，而清朝官吏在粮赋上之浮收勒折，剥削小户农民，更加剧了土地问题的矛盾，这是应该着重揭露的。如果对这些方面有较深切了解，《天朝田亩制度》的性质和意义便易于理解，故在本篇中概加叙述。

1.清代土地兼并之烈与地租剥削之重

土地兼并，历代皆然，这是封建地主的本性。不过，清朝从开国之始，八旗贵族就大肆圈占民田，汉族的显官豪绅，也凭藉财势，广置田产。其结果就是土地高度集中，广大农民沦为佃户，“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丘家穗：《丁役议》，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例如江、淮之间各州县，农民耕种之家居十之五，衣食盐漕与工商各业者，居十之四，另外十分之一的地主阶级，“则坐拥一县之田，役农夫，尽地利，而安然衣食租税者也”。(盛枫：《江北均丁说》，同注(丘家穗：《丁役议》，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其他各省州县，情形也大致相同。清室贵族占田数额是很惊人的。乾隆时，大学士和珅田产多达八千顷。道光时，英和因罪田产没官，计有五七二顷余，琦善亦有二五六顷之多。汉族大地主所置田产亦不稍逊。如康熙时，刑部尚书徐乾学，田产跨苏、松两府之地，仅在无锡一县就买田“万顷”。詹事府的少詹事高士奇，家在浙江平湖，“置田千顷”。(王先谦：《东华录》康熙朝卷四十四，第二三页。)到太平天国革命之际，徐乾学的.后裔徐佩瑗，在江苏长州县还拥有千亩以上田产。与他同县的汪□，有田产三千余亩。吴江县庐墟的柳光薰，业田在四、五千亩之间。而与他同县的沈懋德，富甲一方，“有田万余亩”。((光绪)《吴江县续志》卷十九，第五页。)常熟县的庞钟璐等四大家，也是邑中豪富。在湖广粮产区，环洞庭湖各县，膏腴沃壤，也是多为官宦绅衿所占。湘南虽是冲田坡地，却也集中到大户名下。如桂阳州邓氏，“兄弟田数百顷，以富雄一方，至用担石程田契，乘马不牧，游食田野数十里，不犯人禾”。((同治)《桂阳直隶州志》卷二十，第二五页。)又如衡阳，有刘重伟兄弟，因经营山场木材业致富，“至嘉庆时，子孙田至万亩”。((同治)《衡阳县志》卷十一，第五页。)太平天国起义的广西浔州府所属各县，地主占田之多，不亚于他处。如平南县的张姓、满姓财主，财富相埒，民谚有“江北张其耀，江南满国球”之称。桂平县也是“田多为富室所有，荷锄扶耜之伦，大半为富人之佃。”(吴铤：《因时论十·田制》，见《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十五。)如金田村迤南至江口圩，一片平畴，土田肥美。这里石头脚村的陈家大地主，高堂华屋，富夸一方，还有新墟，莫村等处的凌姓、罗姓等家，他们共占去了当地十分之八的田地。总的来看，各省各州县土地集中的比重，虽各不相同，但“豪强兼并，一人而兼数十人之产，一家而兼数十家之产”，则是普遍现象。((民国)《桂平县志》卷二十九，第二页，“食货”中。)其结果就是，“田归富户，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光绪)《庐江县志》卷二，第五页。)，阶级矛盾愈来愈尖锐化。

土地高度集中，使绝大多数农民变成受地主直接剥削的佃户，他们所负担的地租，越来越重。清初，苏南地区“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一石二三斗，少者亦八九斗”。(顾炎武：《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到了道、咸年间，苏南租额“少者亦得一石出头，而重者竟有一石五斗之额”(陶煦：《陶氏五宴集》“重租论”。)，其中吴江最为突出，虽“下下田”，亦收一石有余之租。有民间诗歌描写道：“催租急于石壕吏，倾瓶倒筐向何藏，坐使农家注空釜，累累看汝堆仓箱。”((民国)《南浔志》卷二十九，第二二页，“折股怨”。)如此超经济榨取，生产力怎能不遭到破坏。在这样的重租剥削下，农民“虽农具尽而质田器，田器尽而卖黄犊，物用皆尽而鬻子女，亦必如其欲而后已”。(《周庄镇志》卷四，第二——三页。)如此煎逼追比犹不为足，狡黠的田主，更有责偿其租于佃农之伯叔兄弟，亦有控告佃农“抗租”，买通胥吏，逮捕系狱，以至三冬岁末，为“欠租”而褴褛就逮，身陷囹圄者，“以一县计，奚止数千百人”。(《周庄镇志》卷四，第二——三页。)真是人都说江南好，岂知江南乃地主之天堂，农民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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