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埃默里《罪与罚的彼岸》读书笔记
1966年出版的《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是让埃默里的成名作，记录了他流亡、被折磨、被囚禁以及战后重新置身德国的经历。让·埃默里是“一个奥地利裔犹太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和文化上的国际主义者”，也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被迫害者和幸存者。
一、写作初衷及此书的意义
在《1966年初版前言》里，让·埃默里道出了写作初衷：“奥斯维辛，我究竟怎么到了那里?以前发生了什么?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今天我又该如何自处?”在此基础上，让·埃默里“以坦白和沉思的方式”，“对奥斯维辛受害者的生存处境做了一次探究”、“一次对本质的描述”。让·埃默里希望借此“对那些占绝大多数，觉得自己和第三帝国最黑暗也最独特的事件没有或者不再有关系的德国人说些事情，这些事情他们或许还不知晓。”让·埃默里期待“这份工作可以有好的结果，那样它就会与所有愿意相互共处的人相关。”
事实显然没有令让·埃默里满意，这种不满直白地[i]表现在他为本书写的《1977年新版前言》里。在“新版前言”的开篇，他写道，“本书完稿已逾十三年。这十三年并不好过。”这十三年发生了：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76年红色高棉在金边的强制清洗，等等，似乎都在指向“入侵、攻伐、酷刑，将人彻底消灭”的结果。在这些面前，“反思第三帝国受害者的非人处境还算什么?”奥斯维辛的受害者相较发生在这些国家的居民所遭受的暴行，是否已经过时?同时，让·埃默里认为已出版的著作并没有解决他的疑问：“1933～1945年，在德意志民族内部，在一个具有如此高超的智力、工业生产力和举世无双的文化财富，也是‘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里，发生了那些我所记录下的事情。”此外，“一种新旧混杂的反犹主义如今又厚颜无耻地探出头来”，两个阵营里的新一代“再次产生古老而不可逾越的鸿沟”。鸿沟会被时间弥合，但让·埃默里并不认同弥合方式，“弥合不可以是无心、无脑、大错特错的宽恕”，与其如此，“既然这是一条道德鸿沟，就让它暂时保持裂开的状态，这也是新版的意义所在。”
二、精神的界限，或曰奥斯维辛与思想的对峙
《罪与罚的彼岸》包含五个篇章，即：(1)精神的局限(2)酷刑(3)人需要多少故乡?(4)怨恨(5)做犹太人的必然与不可能。
在第一篇“精神的界限”里，让·埃默里主要讨论的是奥斯维辛与思想(尤指知识分子的思想)的对峙。
“什么样的人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是一个从事精神活动的人?”让·埃默里给出了这样的描述：“一个知识分子，如我所理解的，是在一个广义上的精神脉络里生活的人，与其相联系的是一个本质上人本的或者说人文学科的世界。他有良好的审美意识，秉性和能力驱使他进行抽象思考。思想史上的一系列景象在每一个合适的时机都会在他脑海中浮现。……一个这样的知识分子，一个这样的人，伟大诗篇的诗行烂熟于胸，对文艺复兴和超现实主义的名作了如指掌，对哲学史和音乐史如数家珍。”(第18～19页)
将这样的知识分子置于奥斯维辛，会发生怎样的结果呢?
奥斯维辛的知识分子，地位完全赶不上工匠。“等待他的是和商贩一样的命运，他们都属于集中营里的流氓无产阶级。他会被分进一个小组，挖坑、埋线缆、搬运水泥袋和钢梁。在集中营里他成了没有职业资质的工人，不得不在野外干活，多数时候这相当于已经对他下了判决。”(第21页)面对恶劣的工作环境，许多知识分子“试图隐瞒他们的职业”，会冒称手工匠人(尽管暴露后会有丧命的危险)，或把自己说得身无所长。“人文中学教师和大学教授在被问到自己的职业时，会胆怯的说‘老师’，生怕招惹党卫军士兵和牢头的羞辱。律师装成普通的书记员，记者可能谎称自己是排字工。在必须提供自己的仅能证明时这样做危险较小。”(第21～22页)即便如此，等待这些知识分子的也是悲惨的结局——“极少数情况下，苦力劳动会持续很长时间，直到他们被带离工地，送到临近的主集中营，那里矗立着毒气室和火葬场。”(第22页)
奥斯维辛的知识分子，不仅在工作场所处境艰难，也无法适应集中营的生活。“集中营生活首先要求身体矫健和一种必需的、近乎残忍的血性。鲜有知识分子具备这两样长处，而他们经常看重的道德勇气，在这里一文不值。”(第22页)他们无法打出一记表达不满的下钩拳，“他们更擅长挨揍而非揍人”;“他们既不擅长铺床，也不会机灵地行‘脱帽礼’”;他们不会那套几乎卑躬屈膝却又自知自觉的说话方式，也不会说粗话。在“粗话是唯一被接受的相互理解的方式”(第23页)的集中营，知识分子因此而找不到朋友。
让·埃默里接着提出了一个读者热切关心的问题——“精神教养和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可曾在关键时刻帮助过这些集中营里的某个囚犯?可曾让一切忍耐轻松一些?”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让·埃默里首先祭出了作家尼克·罗斯特和他的《歌德在达豪》。在尼克·罗斯特的笔下，达豪集中营的生活是令人惊叹的、极富思想追求的意味，这令处于奥斯维辛的让·埃默里“深感羞愧”。同为纳粹集中营，达豪与奥斯维辛之间为什么会有这种明显的不同呢?“达豪的囚犯以政治原因入狱为主，奥斯维辛的囚犯大多数是不懂政治的犹太人和政治上偏右翼、摇摆不定的波兰人。达豪的内部管理大部分有政治犯掌握，而奥斯维辛由德国的职业罪犯发号施令。在达豪有一个集中营图书馆，在奥斯维辛，对一般的囚犯而言，有一本书是没法想象的。在达豪(在布痕瓦尔德也是)，囚犯们基本上尚有可能用一种精神组织去与党卫军的统治和体系相抗衡。……在奥斯维辛，知识分子是孤立的，只能靠自己。……在奥斯维辛，精神除了它自己，什么也不是。……知识分子独自与他的精神相伴，它不过是单纯的意识内容，面对某种社会现实无法自辩，无法自证。……奥斯维辛里的精神性事物具有了一种双重形态：一方面，从心理学上说，变成了彻底不现实的东西;另一方面，用社会性的范畴界定的话，变成了一种不被允许的奢侈。……精神突然间失去了它基本的品质、它的超越性。”(第25～27页)相较在美国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所说出的豪言——“我在哪儿，德意志文化就在哪儿。”——一个德国籍的奥斯维辛犹太囚犯，“只能把整个德意志文化，从丢勒到雷格，从格吕菲乌斯到特拉克尔，统统都要让给哪怕是最后一个党卫军成员。”显然，这种文化上的被剥夺，使得让·埃默里这样的犹太人失去了底气(第30页)。
“理性分析中集中营尤其在奥斯维辛，什么忙都帮不上，只会直接导致悲剧般的、自我摧毁的循环辩证。”(第32页)在集中营，不允许存在的东西肆无忌惮的横行，到最后，“不仅仅是放弃，不仅仅是接受党卫军逻辑，他们开始彻底接受党卫军的价值体系。”(第34页)
让·埃默里接下来对知识分子与权力关系的分析，振聋发聩，足以让所谓的知识分子自省——“知识分子一直都依附于权力。他们曾经，而且现在也习惯于从精神上质疑权力，做批判的分析，却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向权力屈服。在没有任何看得见的东西与敌对的权力对抗时，屈服将不可避免。……每一个人，无论他在外面持什么思想观点，在集中营里都变成了黑格尔主义者：党卫军统治在它带着金属光泽的极权的衬托下，显得就是一个国家，理念在其中实现自身。”(第36页)
在集中营的犯人之间，存在着鄙视链，这种鄙视链尤其凸显在知识分子和有信仰的人之间。“基督徒和马克思主义者都瞧不起我们这些持怀疑主义的人文知识分子，前者较谦和，后者毫不耐烦、恶声恶气。”(第39页)对此，让·埃默里的态度是，“我不想和信仰的恩典或者某种意识形态发生半点关系，前者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而后者我自信已经看穿了它的谬误和混乱。我不想与那些有信仰的同伴为伍，不过我但愿像他们一样，镇定、平静、坚强。”(第39页)让·埃默里对于信仰的分析，非常深刻：“那些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有信仰的人——无论他们的信念是形而上学的还是一种内在的归属——他们都超越了自身。他们不是自身个体性的俘虏，而是属于一个精神上的连续体，这个连续体在任何地方，即便在奥斯维辛也不曾间断。比起无信仰的人，他们更远离现实也更切近现实。远离现实，因为他们抱着目的论式的基本态度，对眼前的现实不屑一顾，他们的眼睛盯着或远或近的未来;切近现实，因为他们正因此才不会被周围的处境所征服，并能充满活力地对身边的人事有所影响。对在信仰上无拘无束的让而言，糟糕时现实是一种压制他的暴力，适宜时它只是分析的材料。而对有信仰的人而言，现实是他拨弄的声调，是他要解决的任务。”(第39～40页)正因为此，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才会有底气的说，“你的智力和教育在这里一文不值。而我确信，我们的上帝会为我们复仇。”正因为此，集中营的左翼激进分子会坚定有力的说，“你们待在那儿，你们这些自作聪明的布尔乔亚，在党卫军面前瑟瑟发抖。我们不发抖，就算在这里悲惨地死去，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同志会把这一群罪犯统统枪毙。”
让·埃默里总结了“精神在奥斯维辛扮演的角色”：“只要精神没有与宗教或者政治的信仰相连，它就不会或者说几乎不会帮任何忙。它把我们独自抛下。在关乎曾经被称为‘终末之事’的地方，精神都一再离我们而去。”(第42页)
那么，“奥斯维辛里的知识分子如何面对死亡?”首先，让·埃默里指出了集中营囚犯对死亡的共识：“集中营的囚犯不是在死亡的门口，而是与死亡共处一室。死亡无处不在。毒气室牺牲品的挑选经常举行。在操场上吊死一个囚犯不值一提，同伴们必须向右看齐，伴着快速的进行曲列队走过在绞刑架上晃动的尸体。人一批批地死去，在工地，在医院，在禁闭室，在牢房里。”(第42页)接下来，让·埃默里区分了死亡对于前线士兵和囚犯的不同意义。“死去的士兵或是英雄或是牺牲者，囚犯却是供屠宰的牲畜。……国家并没有安排他们去死，而是希望他们幸存。但囚犯最后的义务就是死亡。关键的区别在于与囚犯不同，士兵不仅是死亡的目标，也是死亡的承受者。……死亡不仅是落在他身上的铡刀，也是他手里的剑。当他承受死亡时，他也能施予死亡。……死亡于他同时是威胁与机会，而囚犯死亡则是早已算好了的结局——最终结局!”(第43页)对集中营里的知识分子囚犯来说，面对与死亡的碰撞，“精神还在他心中不时翻腾”，但维护自己的尊严却是徒劳的。尽管如此，让·埃默里认为，集中营里的囚犯并不害怕死亡，“我清楚的记得，那些期待被选中送去毒气室的同伴，没谈过对死亡的恐惧，谈的都是对分配的汤浓不浓的担心和希望。”(第47页)让·埃默里进一步感叹：“集中营的现实轻而易举地战胜了死亡，战胜了所有的终极问题。精神再次面对自身的局限。”(第47页)按我的理解，之所以说是“精神再次面对自身的局限”，第一次局限当指的是精神在死亡面前的无奈，第二次局限指的是精神在集中营现实面前的无错手足和屈从。让·埃默里总结道，“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比集中营里更显示出现实的力量，没有任何地方有如此之多的现实，没有任何地方会让超越现实的尝试显得如此无望有如此廉价。……哲学命题有意义的地方，都是琐碎的，而在不琐碎的地方，也没有更多的意义。认识到这一点不需要语义分析，不需要逻辑句法，看一眼塔哨，闻一闻焚尸炉里脂肪燃烧的味道足矣。”(第48页)
让·埃默里接下来抛出了读者对有过奥斯维辛经历的人的另一大疑问：“从集中营到我们的世界，到我们自以为是地称之为‘正常’的世界，知识分子究竟拯救了些什么，他们学到了什么，从集中营时代他们保留下什么精神遗产。”(第49页)让·埃默里给出的答案如下，“首先是一些否定”，在集中营里没有变得更智慧，也没有变得更“深刻”，也没有变得更好、更人性、更友善，道德上也没有更成熟。“我们一丝不挂、一无所有、内心空洞、困惑无助地从集中营里走出来。——这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我们又学会了拥有自由时的日常语言。直到今天我们说起这些日常语言还感到不适，不相信它们的有效性。”(第49～50页)其次，让·埃默里认为，对“在信仰上自由、不牵涉任何政治教条的知识分子”来说，“我们确认了一件不可动摇的事实：最宽广尺度上的精神事实上就是一种游戏，我们除了是游戏之人外不是任何别的的东西。由此我们脱去了某些自负，一些形而上学的自大，也是一些幼稚的精神愉悦、一些虚构的生活意义。”(第50页)结论令人悲观，但确乎如此，“我们虽然没有更智慧、更深刻，但更明智地离开了奥斯维辛。”让·埃默里引用了阿图尔·施尼茨勒的话来加深自己的观点，“深刻从未揭示这个世界，明智把这个世界看得更深。”在集中营或者说奥斯维辛，则更容易获得这种明智。从这个意义上说，奥斯维辛虽然与思想对峙，使精神一再面对自己的局限，但未尝不是给精神以一种解放。
三、凡受过酷刑的人，对这个世界都不再会有故乡的感觉
纳粹上台后，让·埃默里1938年开始流亡，逃亡比利时。1943年7月被盖世太保逮捕，罪名是散发传单，被关押于比利时布伦东克战俘营，受到各种酷刑。一年后，让·埃默里被送往奥斯维辛。后来被英国军队解救，送往布鲁塞尔。
如今的布伦东克战俘营，是比利时国家博物馆。让·埃默里对它的描述很节制，他也提醒自己，“说起刑讯时要小心不要太夸张。”毕竟，“没有人把烧红的铁钉钉入我的指甲盖下，也没有人用点着的纸烟戳我裸露的胸膛。”他甚至说，“相对来说我算是幸运的，身上也没留下任何明显的伤痕。”但让·埃默里仍然指出，“刑讯是一个人所能经历的最可怕的事情。”(第55页)
尽管“殴打或多或少在几乎所有警局普遍使用”，当警局里的暴力逼迫“被揭露、公布时，大多数时候公众一点都不尴尬，”“但对那些遭到殴打的人来说是难以抹去的记忆，如同梦魇”。
让·埃默里回忆了自己被捕后挨的第一顿打：在他无法交代同伙的姓名和藏身之处时， “他们(那些审讯的人)轻蔑地笑着。突然，我挨了一拳——第一拳。”(第63页)让·埃默里用一大串文字描述了这一拳带给他的震惊：“第一拳就让被捕的人意识到，他孤立无援。第一拳已包含了后来所有的东西。你可能听说过监狱里的酷刑和惨死，但以前的认识不包含任何亲身体验，在第一次挨打时这一切就作为真实的可能性，作为确定无疑的东西让人体验到。人们可以用拳头打我的脸，我在惊愕的呆滞中感受受害者的痛苦，最后也结束在沉闷的确定性中：我现在任人宰割。外面没有任何人知道，没有任何人支援我。急切地想向妻子、母亲、兄弟或者朋友求助的人，在这里呼告无门。”(第64页)
对于被殴打与丧失尊严之间的关系，让·埃默里是不确定的，但他确定的是，“在第一拳将他击倒在地时，他丧失了某种东西，我们也许能暂时将其称作对世界的信任。”对世界的信任包含很多东西，但更重要的是一种确定性：“他人处于成文或未成文的社会契约关怀着我，准确地说，他人尊重我生理上和精神上的存在，这是对世界之信任的重要元素。”(第65页)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了孙隆基先生写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面讲到中国人对身体和健康的关心(甚至可以说是过分关心)，比如见面打招呼，“吃了吗?”这无疑也是让·埃默里所说的来自他人的尊重的一种脚注。
让·埃默里接下来分析了为什么殴打变得可以忍受，“第一下导致的生存站立很快消失，心理上仍然有进行实践考虑的空间，甚至会出现某种让人愉快的惊喜，因为身体上的疼痛并非不可忍受。……殴打会产生麻醉效果，没有类似剧烈的牙痛或者化脓的伤口上间歇性的炙烧感那样的疼痛。所以被打的人大概回想：就这样吧，不得不忍受下去，你们把我打得够呛，可对你们毫无用处。”(第67页)
让·埃默里接下来详细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即：“为什么我确信酷刑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准确地说，第三帝国为什么刚好在酷刑中最集中地实现了自己。”让·埃默里认为，酷刑虽然不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发明，但被国家社会主义神化了：“当希特勒的拥护者只是灵活如黄鼠狼、坚韧如皮革、强硬如克虏伯钢刀时，他们就还没有获得完全的身份认同。金色党徽、血色勋章、骑士十字架都不能让他们成为他们的领袖和他们的主义的完全代表。他们必须折磨人，毁灭人，通过‘忍受他人的苦难让自己变得强大’。他们必须熟练使用刑具，希姆莱会给他们颁发历史性的结业证书，未来的世代会惊叹他们彻底消灭了自己的怜悯与仁慈。”(第69页)
让·埃默里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评价是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虽然不拥有任何理念，却是各种混乱的荒谬观念的.大集成，它作为20世纪唯一的一种政治体系，不仅和其他红色或白色的恐怖政权一样实践了反人类的统治，并且将反人类的统治确立为自己的原则。”(第71页)
对于疼痛，让·埃默里认为，“感觉的特性无法比较，无法描述。它们显示出语言表达能力的界限。谁想要表达他身体的疼痛，就会陷入这样的境地：将疼痛加于他人，这样自己也变成行刑手。”(第74页)
让·埃默里认为，“酷刑具有永不消弭的特点。谁遭受过酷刑，就一直在经受酷刑。酷刑无法磨灭地址他体内灼烧着，即便没有任何医学上可确证的客观痕迹时也是如此。”(第75页)同时，“酷刑彻底颠覆了世界的社会联系……在酷刑的世界里，人只能通过伤害他人来延续自己的存在。”(第78页)让·埃默里不无悲哀的写道，“我对施加在我身上的折磨的主权回以一种可耻的崇拜。可以将人完全弄成肉体和死神呜咽的战利品的人难道不是一个神或者至少半个神吗?”(第79页)
让·埃默里认为，酷刑的经历留下的“不仅仅是噩梦的认识”，也会带来“对一种巨大的惊讶和不能被任何后来的人际交流所弥补的在这个世界上的陌生感的认识。”(第84页)“行刑手对于牺牲品的主宰和以那些如我们所知的社会契约为基础施行的强力无关：它不是交通警察对行人、税务官对纳税人、上尉对少尉的权威，它也不是已近逝去的发号施令的酋长或国王的神圣主权，因为即使他们激起恐惧，他们也同时是信任的对象。国王在愤怒中会让人胆战心惊，但宽和起来也很仁慈，他的强力是一种统治。被折磨者在折磨者的权力主宰下痛苦呻吟，这种权力却无异于幸存者对那些被从这个世界赶入入库和死亡中的人的胜利，毫无限制的胜利。”
在本章的结尾，让·埃默里总结了酷刑所带来的流离失所之感、对世界失去信任感、恐惧与绝望，以及恐惧变成了怨恨，且越来越深。这段总结，无疑是这本书的精彩这之一。“凡受过酷刑的人，对这个世界都不再会有故乡的感觉。毁灭的屈辱无法根除。在挨了第一拳后就部分丧失，最终在酷刑中彻底崩溃的人，对这个世界的信任再无法重新获得。邻人变为敌人，淤积在胸口的恐慌中被折磨的人那里挥之不去，他们不再朝外望向一个世界，一个由‘希望的原理’主宰的世界。被折磨过的人手无寸铁地被恐惧主宰。恐惧一直悬在他的头顶，挥舞着它的权柄。然后，恐惧又变成怨恨。它留在那里，一有机会就在泛起的欲图净化一切都复仇欲中变得更加浓密。”(第86页)
四、人需要多少故乡?
人需要多少故乡?这是一个看起来很奇怪的问题，虽然中文说法里也有第二故乡之类的说法，但这种物理意义上的故乡，似乎总是指向幼时长期生活过的地方。
让·埃默里对这一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背负在身上的故乡越少，需要的就越多。”(第93页)他之所以这么回答，前提是他认为“确实存在比如移动的家乡或者至少是家乡的替代品的东西。”可能是宗教，可能是对金钱，也可能是荣誉与声望。这种意义上的故乡，无疑指向的是精神上的牵绊。
让·埃默里认为，“故乡就是安全感。”(第98页)并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在期待不会不确定、在没有完全陌生的东西让人害怕的地方，人们会觉得安全。生活在家乡意味着，已经熟悉的东西在我们面前一再发生，每次只有微小的改变。如果人们只了解自己的家乡，那就会在地方的闭塞中走向精神的荒芜和凋谢。可如果没有故乡，人就会陷入无序、错乱和涣散。”(第99～100页)对于1938年开始流亡的让·埃默里来说，他并不排斥将流亡处变成家乡的做法，但他认为，这需要学习和适应。他甚至毫无商量的说出了下面的话，“没有新的故乡。故乡是童年和少年时居住地地方。谁失去了故乡，就永远是个失落者，他也就学会了不再像一个醉鬼一样在陌生的地方跌跌撞撞，而是毫无畏惧地将脚立在大地之上。”(第102页)
让·埃默里认为，“整个时代都不利于对故乡的眷恋”，(第111页)故乡已不复存在。“故乡，难道不是一个变得苍白的价值，一个尚有情感负担，却又已然变得没有意义、跟随已经结束的时代一同逝去的概念，在现代的工业社会里不再有现实的对应物?”(第112页)让·埃默里同时对故乡和祖国进行了区分，“故乡在其地域的、民族的限制范围里至少作为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价值有其效用，而祖国则是反动分子冥顽不化地蛊惑人心的口号和表达，十分可疑。”(第112页)
让·埃默里不无讽刺的写道，“现代人把故乡换成了世界。一笔多了不起的生意!” (第115页)但他认为，“通过旅游和商业旅行获得的肤浅的世界和语言知识不足以补偿失去了的故乡。这笔交换生意十分不可靠。”(第112页)
在本章的结尾，让·埃默里写道，“在流亡中老去时非常糟的。因为人需要故乡。要多少呢?这自然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只是一个标题，这个标题是否如愿以偿，大家可以争论。人在故乡必需的东西不可以量化。而正是在故乡丧失荣誉的那些日子，人们强烈希望回答这个修辞性的问句，并且想说，他们需要很多故乡……”
五、“怨恨”的意义
在“怨恨”的开篇，让·埃默里的笔触非常诗意，他用各种美好的词来描写“在夏日穿越一个繁荣的国度旅行”：大市区的整洁，小市镇和村庄的田园风光，用可靠手艺制作的手工作品，或是现代风格与梦幻般历史感的深刻结合，“足以让整个世界陶醉”。但让·埃默里的用意显然不是要赞美这种惬意，“我剩下要说的只是，和这些我在公路上、火车上和酒店大厅遇到的人，和这些相互之间彬彬有礼的人，我没有多少话可以说，我也无法判断，相互之间这种明显的礼貌能持续多久，发展到多深。”(第125～126页)
让·埃默里之所以感觉不到“惬意”，是因为：“我属于那种幸运的早就开始灭绝的人种，人们都将其称为纳粹的受害者。与我谈话和打招呼的人对我表现出的愤恨表示轻微的理解。而我自己并不完全理解这种愤恨。”(鉴于此，让·埃默里要弄清它。
让·埃默里认为，“怨恨作为像我这样的人身上的一种生存的主要特征，是个人和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第129页)这些集中营的幸存者、“复活了的人”，其复活者的荣光如同那写着“政治犯光荣”的条幅一样，很快就褪了色。“很长时间以来我以为德国人有义务发出的声音就是：悔悟。而在随后几年越来越少听到人谈论悔悟。”(第132页)同时，那段历史似乎有被视为“明显不过是德国历史的意外事故，而宽广、深刻的德意志民族并未参与这一过去”(第134页)的倾向。让·埃默里写道，“我怀揣怨恨。既然我不能摆脱它，也不愿意摆脱它，我就必须和它一起生活，并有义务向反对它的人做出解释。”(第135页)
相较尼采从道德上谴责怨恨，相较现代心理学家将怨恨只看过一种搅扰心灵的冲突，让·埃默里发现了怨恨所具有的“双重不可能”：“怨恨不仅是反自然的，而且是逻辑上矛盾的状态。它把我们每个人都钉在我们残破的过去的十字架上。它荒谬地要求，那些不可逆转的应该被翻转过来，发生的事情应该让其未曾发生。怨恨堵塞了通往真正的人性维度——未来——的出口。……陷入怨恨之人的时间感颠倒了……错乱了。因为它要求双重的不可能，要求回到过去，要求抛弃已经发生的事。”(第136～137页)
让·埃默里无法轻易释放自己的怨恨(“伦理的升华”)，亦即“将我们过去的苦难吸收进自己的生命，在情感的苦行中接纳它，就像我们的迫害者接纳他们的罪责一样。”让·埃默里认为，“我缺乏兴趣、天赋和信心去这样做。”(第137页)同时他也有自己的解决方案，“我要求，他们要否定自身，并通过这种否定并排在我身边。在我看来，靠消化苦难搬不走堆在他们和我之间的尸体，相反要通过不断更新，更尖锐地来说，要在历史实践的效用领域给没有解决的冲突一个解决。”(第138页)
让·埃默里认为，他的怨恨具有重要意义：“我的怨恨实实在在在那里，经由我的怨恨犯罪才会成为犯罪者的道德实际，经由我的怨恨他们才会在自己罪行的真相中被撕碎。”(第140页)“我希望，我的怨恨是对敌视道德、自然的时间蔓延的抗议，在怨恨中我实际上提出的是时间倒转的、荒谬却人道的要求——而我想，我的怨恨也能发挥一种历史功能。倘若它能完成我赋予它的这一任务，它也许就会作为世界的道德进步的一个历史阶段，弥补失败了的德国革命。这一要求和想要不可倒转的过程倒转的个人诉求一样荒谬，但也一样道德。”(第152页)
在本章的结尾，让·埃默里总结道，“怨恨，每一种真正道德的情感来源，这道德一直是被挤压者的道德——它有着微弱的机会或者根本没有机会，让施暴者悔恨自己的恶行。”(第160页)读到此处，竟有些难过，难过的是倔强的让·埃默里陷入了悲观;但也很快释然，因为让·埃默里在“了结”前，留下了这么一本厚重的小书，足以让后世的读者反思!
六、做犹太人的必然与不可能
在本部分的开篇，让·埃默里首先说明了自己陷入的困境：“只要某个犹太人用一种合法的理所当然把我牵扯进他共同的群体中，我就会感到不适。这不是因为我不愿意做犹太人，而仅仅是因为我不能做犹太人，而我又必然是个犹太人。……做犹太人的必然与不可能，那是某种给我造成难以言说的痛苦的东西。”(第162页)
让·埃默里从以下几个方面，阐释了自己为什么不可能做犹太人。(1)“如果做犹太人意味着和其他犹太人一起祷告，融入犹太文化和家庭传统，看护一个犹太民族的理想，那么我就是一个完全指望不上的犹太人。我不相信以色列的上帝，我对犹太文化知之甚少。”(第162页)(2)“如果做犹太人意味着一种文化财产、一种宗教联系，那么我就不是犹太人，页永远不可能变成犹太人。”(第163页)
让·埃默里对自己犹太人身份的确认，亦即“必然是个犹太人”，是1935年他在维也纳一家咖啡馆阅读关于《纽伦堡法案》的报纸之时，“这个社会，此刻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全世界都将其作为德意志民族的合法代表予以承认，它将我从所有形式上都明明白白地弄成了犹太人”。(第166页)而这意味着，让·埃默里开始面临死亡的威胁。“从这一刻开始，做犹太人对我来说就意味着，一个旅途中的死人，一个要被杀掉的人”。(第168页)
让·埃默里在接下来，细数了犹太人面临的“侮辱表达出的即谋杀的威胁”：“我们每天都会读到、听到这些。我们懒惰、愚蠢、丑陋，什么都不会，就是聪明，就会欺诈别人。我们没有能力建立国家，却也绝对不适合与东道主民族同化。我们的身体长满毛发，肥头大耳，罗圈腿，会弄脏公共浴室，甚至公园的长椅。我们令人憎恶的面孔模糊难辨，因为隔得很远的耳朵和长鼻子丑陋不堪，对周围的人、曾经的同胞来说十分恶心。我们不值得被爱，因此也不值得活着。我们唯一的权利，也是我们唯一的义务，就是把自己从这个世上清除。”(第168页)
让·埃默里对于“尊严”进行了再思考，虽然尊严只能被外界赋予，但是个体却可以在尊严被剥夺后通过抗争来重新获取。“尊严，无论是官方尊严，还是一种职业的或者一般的公民尊严，只能被社会所赋予，而仅仅在个人内心里被提出的要求只是空洞的思想游戏或妄想。然而丧失了尊严、被死亡威胁的人可以让社会相信他的尊严，通过他接纳自己的命运，同时在反抗中凸显自己。”(第173页)
本部分中，让·埃默里有一段自白，一改前文中的倔强、不宽恕，以一种平实、隐忍的态度，描述了自己的内在状态。这段自白，深深触动了我：“没有对世界的信任，我作为一个犹太人和周围的一切都保持陌生，独自一人。而我能做的，只是在陌生中的自立。我必须将陌生作为我人格的一个本质要素加以接受，固守它将如固守一项不能转让的财产。在孤独中我一再地每天都发现我自己。我曾经不能把过去的杀人犯和媒体潜在的攻击者牵扯进他们罪行的道德真相，因为整个世界都没有帮我。就像我独自遭受酷刑一样，我现在独自一人。在我周围的，似乎并非是像那时候的施刑者一样的敌人。他们是邻人，跟我和慢慢逼近我的危险不相关。我打着招呼、不带敌意地走过他们身边。我不能依靠他们，只能依靠我的犹太身份、我的负担和我的支柱。”(第185～186页)
七、结语
在《变老的哲学》的读书笔记中，我用“夏虫可以语冰”来表达自己对知识的渴望，亦是对让·埃默里艰深文字背后所蕴含的思考的钦敬。
《变老的哲学》和《罪与罚的彼岸》的中译本均不超过200页，但给我带来的震撼却非同一般，我意识到自己无力去评价这样两本书，甚至目前就这两本书所作的“读书笔记”，也只能涵盖让·埃默里的一部分思考。最后，我想再度表达下对让·埃默里最后一部作品《独自迈向生命的尽头》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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