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黑爷散文

大黑爷散文

　　大黑爷，是我的同乡。与他同龄的人们“大黑”“大黑”的叫得响亮，喊得亲切，很少提及他的雅号，时间长了，他的绰号即取代了雅号。年轻人“大黑爷”“大黑爷”的称呼，他渐渐默许，谁也没有感到别扭。大黑爷长得确实黑了点，这种黑黑在皮肉下，黑在骨子里，加上风吹日晒，脸颊黑里透红，脊梁黑得油光发亮，形象很像南非总统曼德拉，灰白的头发，前额刻满深深的皱纹，不修边幅的胡须，看上去，显得异常苍老。

　　大黑爷的绰号，是谁人赠与他的，我没办法考证。他也许受了某个高人的启发和点拨，或是听《水浒》故事的遍数多了，给他人起外号成为他的拿手好戏。小村不大，男爷们几乎人人有幸得到他送的绰号。“二老道”“老破三”“老鼠嘴”“四老好”“老猴子”，一个个绰号起得既形象又生动，叫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顺风顺耳。即使本人不满意，慢慢叫响了，“椰风”挡不住，只好默认。绰号与雅号的区别在于，绰号没有在公安部门登记户口，但比雅号叫得响。外村人进村打听人，若问雅号不一定清楚，一提绰号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大黑爷一辈子，没有当过村干部，甚至连小小的生产队长也未当上，但威信不低，威望很高。他是一个非常热情、执着的人。村里每逢婚丧嫁娶的大事，他都会主动担当大任。考虑事情周到全面，人员分配合理，事情处理恰到好处。村里老人临终时，他总是送上一程，帮助穿好衣服，干干净净上路。发丧的时候，他任总管，再苦再累从无怨言，从不收取一分钱的礼物。出丧时抬棺材，他第一个冲锋陷阵，高声喊着口号，指挥着一起向前走，让死者走得安然，让每个抬棺人员做到安全。他对那些出工不出力，逃懒磨滑的人特别反感，批评人从不讲情面、不分场合，他说就是凶得让你无地自容。乡里乡亲的谁家都会有事，帮忙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出工不出力，到此来混吃混喝的不如不来。每逢喜事，他都是处理得既喜庆又简朴，每一个环节都处理得非常得体，叫主人满意，让亲朋高兴。但也有例外的时候，一次，我村李某陪新亲，由于过分高兴，没有把握好分寸，让客人喝得多了，闹出了不该有的笑话。事后他大发雷霆，专门到李某家，守着全家老小狠狠地凶了一场，任凭怎样解释，今后再也不让李某陪新亲了。因此，不少人都怕他，见了他毕恭毕敬。“大黑爷”“大黑爷”地称呼他，跟他批评起人来，黑黑的面孔不无关系。

　　当时生产队生活艰难，为了补贴家用，大黑爷继承了从祖辈那里传下来的编竹帘的手艺。这里说的竹帘不是夏天挂在门口乘凉的竹帘，而是用来造纸用的一种工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村盛行操草纸。制作竹帘的工序非常复杂，需把竹子慢慢地劈开，劈成若干相等的竹条，再用刀具削成圆形的竹棍，将竹棍从铁板上钻制的圆形小孔中依次穿过，先穿大孔，再过小孔，反复多次，竹棍变成直径10毫米，长达30厘米的圆滑竹芯，再浸入开水煮蒸。竹条渐渐圆润和柔韧。然后用细细的马尾一根根地编织，制作完毕，边沿部分用布条包裹，恰似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制作一幅40厘米*120厘米的竹帘，全家老少齐上阵，要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当时价值不过十元人民币，但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精力，需要一双巧手和好眼力。这一传统的手艺，至今几乎失传，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掐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大黑爷不能再公开从事这行业，只好转入地下，这让大黑爷的形象更黑。

　　大黑爷种地是个老把式。秋天小麦下播，播种是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农活，扶耧总离不了他。他播的种子匀称，地笼平直，深浅适中。看他扶耧，听着悦耳的耧铃响叮当，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双手扶住耧把，轻轻地摇动，腰部微微弓着，双脚打赤，眼睛一丝不苟地盯住耧的舱门。为了抢种，常常是歇具不歇人，即拉耧的牛马可以替换，扶耧的人不能换。一天下来，累得筋疲力尽满身泥土。但他心里高兴，他的技能得到了充分施展，晚上，靠老伴温一壶白干酒解乏，睡得鼾声震天。七天过后，麦芽出土，一垄垄的麦苗整整齐齐，满眼新翠。麦苗小小的脑袋上顶着亮丽的露珠，四处张望着，像寻求自己亲爱的的主人。大黑爷蹲在地头，秋阳斜照，紫铜色的脸上现出得意的笑容，一边使劲地啯着旱烟，一边欣赏着自己的杰作。那份欣悦的心情只有他自己真正晓得，似乎一个丰收的年景就在眼前。

　　麦收季节，一望无际的金黄。知了叫娘，麦子上场，镰刀一动，麦场上呈现出繁忙的景象，大黑爷成为出镜率最高的人，抢着摊晒小麦的是他，赶着骡马拉着碌碡轧场的是他。杈筢扫帚扬场锨，十八般武艺他样样精通，尤其是扬场，俗话说：会扬场的一遛线，不会扬的一大片。只见他风口一站，迎着风儿，把刚刚碾轧脱粒的麦子用木锨向空中抛去，一道彩虹便横空出世，蔚为壮观，麦粒与麦糠就魔术般地分离，麦粒乖乖地落下，买壳飘飘然地飞翔到一边。他干活从不惜力气，身体像牛一样壮实，似乎全身有使不完的劲。其实，他干活从不蛮干，而是讲究方式，讲究技巧，活儿干得快而利索，从不拖泥带水。他干活从不敷衍了事，而是认认真真。他懂得种地只有真情投入，才会得到真情回报，他常讲庄稼人就得讲究实在。

　　他做事实在，做人实称，甚至有些固执，农村人叫“板筋”。解放初期，由互助组并入合作社时，他就想不开，认为入社不如单干，一头小毛驴陪伴他拉犁拉耙，孤单单地坚持到六十年代中期，在大家的劝说下才勉强入社，险些戴上“反攻倒算”的帽子，那时人们都说他私心太重。上世纪七十年，生产队过年要杀年猪，这种脏活累活危险活，又被他抢在了手里。可他不求什么回报，小朋友们围拢在他的周围看热闹，都争着要个猪尿泡玩耍，他总会满足了其他小朋友的要求，最后才给自己的孩子。其实不是他私心太重，能过上好日子是他一生的追求和向往。可惜，新世纪好日子到来了，他却病倒了再也没有起来，离开了他形影不离的亲人和乡邻，将自己溶入他热恋一生，苦耕一生的泥土。

　　大黑爷去世，家人给他买了一口大大的棺材，油的漆黑瓦亮。出殡那天，唢呐吹得人们内心一阵阵酸楚，一直到日落西山，天黑下来才安葬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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